第7章 草间偷活沉吟不断——中国人，通常是不怎么自我忏悔的
每年秋后，总有一位不请自来的客人，在我家后院的角落里，茕然存活。那虽没有什么气力，但相当专注的啁鸣，常常坚持到真正冬天的来临。每当我在呼啸的寒风里，贴着玻璃窗，倾听这只蛐蛐的声音时，对于生命力的不绝于缕，总使我有所触动，总使我想到明末清初诗人吴梅村的名句：“为当年，沉吟不断，草间偷活。”
诗人的这句诗，很酸楚，很凄凉，每吟，心必为之动，尤其对有过“草间偷活”体验的我来说，更甚。可以想知，在江左三大才子之中，吴梅村应该是活得最“苦”的一位。
我说的这个“苦”，并不是他自称的“无一刻不历艰难，无一境不尝辛苦……”的“苦”；而是他在一种无时无刻的忏悔中，一种至死也不能自谅的忏悔中，对于灵魂那永无休止的自审自谴的“苦”。
中国人，通常不怎么忏悔，中国文人，则尤其缺乏忏悔精神。在西方文化史上，远一点的，有圣奥古斯丁的《忏悔录》，近一点的，有卢梭的《忏悔录》，而在数千年的中国文学历程中，几乎找不到一本类似的著作。中国文人甚至不如中国皇帝，他们在混不下去的时候，还不得已而为之，下罪己诏。吴梅村的恩主崇祯，就涕泗滂沱地干过这桩事。但是，有些中国文人，错了也不认错，不但不认错，还赖账，还推诿，还狡辩，还倒打一耙。所以，吴梅村在中国文学史上，如果不是惟一，也是极其少见的，具有忏悔意识的文人，值得我们后人尊敬。
早先，文坛的好事之徒，不如今天这般蛆虫也似的多，少有捧臭脚的排行榜。但在士子们的口碑上，是按钱谦益一、吴伟业二、龚鼎孳三这样的次序排列，逐渐形成公论。不过，若就纯文学的意义而言，吴和钱，至少是不相上下的。清人赵翼在《瓯北诗话》中说：“梅村当国亡时已退闲林下，其仕于我朝也，因荐而起，既不同于降表佥名，而自恨濡忍不死，跼天蹐地之意，没身不忘，则心与迹尚皆可谅。”要是从道德角度衡量，那么，鼎革之际的表现，吴胜于钱，更胜于龚，是毫无疑义的。
文学史所以将他们统而论之，因为生逢末世，命运蹭蹬，遭遇不济，坎坷半生的命运，大致相同。但具体到每个人，状况又不尽类似。钱是一个政治化的文人，深陷政治漩涡，龚是一个市侩气的文人，热衷投机转蓬，吴则是一个更纯粹些的文人，生性怯懦，胆小怕事，体弱多病，努力躲开政治，可是政治偏偏不放过他。这倒也不光吴梅村个人的悲剧，而是中国文人几乎躲不掉的共同厄运。皇帝老子要是跟你过不去的话，肯定是一竹竿打翻一船人，你在这条船上，想不成落汤鸡也难。时代要跟你别扭的话，如托尔斯泰所言，在盐水里煮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弄得你人不人，鬼不鬼，也不是没有可能。不过，钱谦益自寻是非，龚鼎孳自讨没趣，吴梅村在劫难逃，明白这点差别，也就理解他这什么“沉吟不断，草间偷活”了。
他忏悔是真诚的，但他“沉吟不断”，更多是在诉苦，诉他那个“一生遭际，万事忧危”的苦，这里面就有很多文人的夸饰了。
从古至今，中国文人无不喜欢夸饰，往自己脸上贴金，光荣要贴，成功要贴，到了当代，被运动，要贴，受迫害，要贴，甚至连耻辱也要拿出来往脸上贴。吴梅村也属于卖苦一族，在遗书里，告诉儿子，他是“天下大苦人”一个，说得可怜兮兮。他这一辈子，忧患连连，危机重重，提心吊胆，担惊受怕，过得很不自在，也是事实，但绝不是彻头彻尾的倒霉蛋。
他应该没有这么大的忘性，他刚走出他的家乡太仓，那几年间，可是一颗冉冉升起的明星，为世人瞩目。他的连捷高中，他的奉旨完婚，他的翰林高就，他的讲学东宫，也使得满朝文武惊诧，艺苑杏林艳羡。毋庸讳言，吴伟业曾经很陶醉于那相当风光，相当体面，相当得意，相当快活的满足中的。
我始终认为，上帝虽然吝啬，但对每个人的安排，基本上（当然不是百分之百）还是要保持账面上借方与贷方的大体平衡。一个太快活的幸运儿，不见得永远一帆风顺；同样，一个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家伙，未必就会被上帝抛弃。君不见福利彩票开奖，立马成为百万富翁者，常常是北京人绝看不上的外地打工仔。所以，吴梅村虽然一生不幸，但他二十三岁起，开始发迹，上帝真开眼，让他着实地火了一把，比进城民工中头彩还来劲呢！
旧时中国的“士”，十年寒窗，囊萤刺股，大都怀有高第入仕，衣绯着紫，文章翘楚，领袖群伦，连做梦也忘不了的双重心结。时至二十一世纪，我所熟悉的作家同行，想谋一身黄马褂，同时又想执文坛牛耳者，也是大有人在的。可鱼和熊掌，两者兼而得之，岂是那么容易的事吗？
在中国，考中状元，未必做得文豪，做得文豪，很难考得状元。吴敬梓、金圣叹、曹雪芹、蒲松龄，恰恰都是科场上的名落孙山者。这其中，二律背反，势难两全，八股文做多了，性情文字难免生涩凝滞，脑袋里装满了论、表、诏、诰、判、策之类应试制艺，诗词歌赋的绝妙灵感，也就找不到立足生根之地。这也是今天那些削尖脑袋热衷做官的作家，再也别指望他写出好作品的原因。以今譬古，能凭真本事，赢得科举，而且又凭真才华，成为大师者，肯定少而又少，只有吴伟业，是这样一个佼佼者。
吴伟业（1609—1671），字骏公，晚号梅村，又号鹿樵生，江苏太仓人。
他出身于书香门第，长大于儒雅环境，聪颖早慧，好学不倦，尤其拜在名师张溥门下，文章大进，学业完善，笔墨娴熟，得心应手。所以，1631年（崇祯三年），他到南京应乡试，中举，名列第十二。次年进京，参加会试，得第一。接着殿试，皇帝亲点，为一甲二名进士，即“榜眼”，这一个成功过程，让人看得眼花缭乱，叫好鼓掌都来不及，所以他老是卖苦，是没有道理的。
接下来，授翰林院编修。随后，崇祯出面，赐假回里，洞房花烛，真是如其宗师所褒誉的，“大登科后小登科”，“天下好事皆归子”了。吴也很得意，得意难免忘形，他评价自己为：“陆机词赋，早年独步江东；苏轼文章，一日喧传天下。”如同时下有些作家同行，将自己列入诺贝尔文学奖种子选手一样，都有不自量之嫌。
所以，我相信而且尊重他后来的忏悔之“苦”，但不大相信甚至鄙薄他所夸饰的遭际之“苦”。满清入关，改朝换代，攻城略地的屠杀，铁骑践踏的血腥，文化钳制的强暴，予取予夺的恐惧，是每个老百姓都难逃脱的痛苦，非独吴梅村一人。他所以特别强调这一点，我认为，在他的潜意识中，有一种努力为自己辩白的欲望，表现出来，便是喋喋不休的诉苦。
后来人常常不理解，人称吴太史的这样一位文学大师，睿智学者，聪明透顶的人，为什么不能像顾炎武、黄宗羲那样埋名隐居，坚拒不就？为什么不能像陈子龙、夏完淳那样宁死不降，舍身成仁？最不济，也可以学王夫之那样，作《惜发赋》，存明代衣冠，逃到湘西大山里潜心读书。
说说是容易的，要做到，可就相当相当的难了。
直到我当了“右派”，我才懂得，中国知识分子中间，强者太少，而弱者太多。你可以这样高标准地要求吴梅村，但他愿意跪下来求生，而不想站着取死，那你也只好抱憾。
一位研究吴梅村的日本学者安积信，就十分为这位大师惋惜：“第梅村受知于庄烈帝，南宫首策，莲烛赐婚，不十年累迁至宫詹学士，负海内重名久矣。当都城失守，帝殉社稷时，不能与陈卧子、黄蕴生诸贤致命遂志，又不能与顾亭林、纪伯紫诸子自放山林之间，委蛇伏游，遂事二朝，是则不若尚书（王阮亭）之峻整，随园之清高远矣。向使梅村能取义成仁，或隐身岩穴间，其节概文章，皆足以为后学标准，而天下所推为一代冠冕者，亦将不在阮亭而在梅村矣，岂不尤可惜哉？”（见清人方浚师所著《蕉轩随录》）
安积信先生不了解中国文人向来崇奉“好死不如赖活着”的哲学，与他们日本国动不动切腹自杀的武士道精神，是毫无共同点的。且不论切腹这举动本身的正确与否，但对死亡毫无畏惧的坚强，与但求苟且偷生的软弱，是存在着天壤之别的。
吴梅村性格软弱，可入世之心甚重，吴梅村身体脆弱，可虚荣之念更强。但文学大师的声名，复社宗主的威权，领袖群伦的欲念，一代良知的众望，都是他对自己的目标期许，是舍不得放弃的，正是这些浮华，他既不能“取义成仁”，更不能“隐身岩穴”，怎么办，只有成为“忍死偷生廿载余”的“两截人”的一条路可走。
吴梅村的故事讲到这里，对他一生起到了重要影响的两个人，就该出场了。
一位是他的老师张溥，一位是他的亲家陈之遴，前者使他卷入了明崇祯朝的党争，后者使他接受了清顺治朝的征召。这虽是两起相隔多年，毫不搭界的事件，但就吴梅村个人而言，四十多岁时的仕清三年，正是他二十多岁时介入党争的必然结果。
如果说，中国的政治家，有附庸风雅的嗜好，那么，中国的风雅文人，也多具有附庸政治的兴致。张溥为文学家，我记得旧时中学国文课本中，就选有他的《五人墓碑记》，那是一篇相当激昂慷慨的散文。但他更愿意附庸政治，要当一个政治活动家。崇祯初年，清除阉党，昭雪东林，言路放宽，政策松动，给了知识分子一点自由，张溥利用这个机会，成立“复社”，议论朝政，针砭时弊，雌黄人物，评断是非，俨然有点反对党的味道。
一般来说，文人玩不得政治，即使像张溥这样还玩出一点气候者，最后也以栽跟头而告终，甚至死了也没放过他。他不明白，皇帝只是在需要知识分子出声的时候，你可以出声，当他不需要你时，你最好闭紧嘴巴，别讨没趣。历史上那些掉了脑袋的文人，很多都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以为皇帝多么爱他，而发出声音的结果。
张溥把复社的全部希望寄托在这位弟子身上，而吴梅村也被老师的热忱所推动，一是年轻，二是忧国忧民，三是士大夫要为天下先的精神，很快进入状况，站在了朝廷中派系斗争的第一线。说实在的，他远不是斗士，而且也做不来斗士，可是，成功太快，头脑膨胀，难免虚火上升；众人撺掇，高帽戴上，也就冲动行事。少年气盛的他，一瞬间竟以为自己果然是斗士了。上书陈词，面折廷争，甚至借着崇祯召对的机会，“进端本澄源之论”，将政敌狠狠告了一状。据说，他那一番声情俱茂的廷上陈述，大有文明戏中言论小生的慷慨激昂劲头，把小他一岁的崇祯帝，听得入神，为之动容。
知识分子以求自由为己任，自由来了以后，往往得寸进尺，要求获得更大程度的自由。可皇帝不是慈善家，这只手给你自由的时候，另外一只手也就准备着收回自由。更何况朱由检是个三翻四覆、夕改朝更的人呢！接着，吴梅村从“复社”被猜疑，张溥被检控，黄道周被贬谪，杨廷麟被外放……风声鹤唳，山雨欲来之势，预感到九朝门内，天子脚下，不是他呆的地方。本不是斗士的他，干脆当逃兵，撤了。
于是，到南京鸡笼山，就国子监司业的那份闲差，虽是冷板凳，但离开了京城的险恶漩涡，至少晚上能睡个安生觉。
他事后一首《送何省斋》五言古诗写道：“……夜半话挂冠，明日扁舟系。问余当时年，三十甫过二。采药寻名山，筋力正强济。濯足沧浪流，白云养身世。长放万里心，拔脚风尘际。”这似乎还有炫耀其觉悟不晚之意，其实，“拔脚”，即北京话的“撒丫子”，撇开“风尘”中的并肩战友，单独开溜，好像并不值得光彩的。
我一直在猜想，放他走，应该是崇祯的决策。按朱由检一向对他的器识，会将他留在京城任用的。但在收拾了好几个“复社”同党后，居然没有对他采取措施，而且，另辟出路，使其摆脱困境。我总感觉到，这种独独赐予他的人情味的关照，很可能是1610年出生的朱由检，对1609年出生的吴梅村，存在着一种同龄人的惺惺相惜的情感。
类似这样的蒙受“天恩”，已经不止一次令他感恩戴德了。崇祯四年会试，所引发的科场纠纷，是这位年轻皇帝亲自排解的。御笔在试卷批了“正大博雅，足式诡靡”八个字，认为他的文章很“主旋律”的，这一句“天语褒扬”，定了调子，反对派再也不敢放一个屁。随后，又赐这个新科榜眼，“驰节还里门”，合卺完婚，那简直是倾动江南的一场婚礼。九年，被任命为湖广乡试主考，那时他仅二十八岁，可见其受信任的程度。十年，被命为东宫讲读，这是要在将来派大用场的儒学之士，才能坐上的位置。十一年，皇太子出阁，就读于文华殿，崇祯帝临现场视学，亲自垂问《尚书》大义，讲毕，获赐“龙团月片，甘瓜脆李”。
这所有的一切恩典，是他仕清以后，椎心泣血，悔恨万分，最不能原谅自己的原因。在中国人心目中，忘恩负义，最被人不齿，在封建社会里，帝王之恩，你也背叛，哪还有什么人味呢？据民国蒋芷侪《都门识小录》：“昔吴梅村宫詹，尝于席上观伶人演《烂柯山》（即《买臣休妻》），某伶于科白时，大声对梅村曰：‘姓朱的有甚亏负于你？’梅村为之面赤。”可见时人对他的背主仕清，是尤其憎恶的。朱由检行事峻急，纠刻猜忌，罚重恩薄，少见情义，对他却是优渥有加，关爱备至。这一问，真是问到了这个“两截人”的心痛处。
“两截人”，当时的流行话，系指明朝的官，薙发蓄辫，又来为清朝的官的一班人。据清人刘献庭《广阳杂记》：“顺治间，吴梅村被召，三吴士大夫集虎丘会饯。忽有少年投一函，启之，得绝句云：‘千人石上坐千人，一半清朝一半明，寄语娄东吴学士，两朝天子一朝臣。’举座为之默然。”这则轶闻，便是对“两截人”的最好注释。
“明亡后，清廷召诱天下之士，同征周廷珑、姚思孝等皆坚执不赴，又有李灏以绝食自戕相抗，梅村一时肠软，忍志赴召。”清人入关后，武力征服的同时，也进行文化征服，在中国历史上，所有想成大事而文化低下的异族统治者，无不笼络和倚重汉族知识分子，以巩固和加强其政权。满清政权用征召的办法网罗文士，从多尔衮、多铎起，到福临亲政后，是一以贯之的政策。江左三才子的钱谦益、龚鼎孳早就成了“两截人”，吴梅村焉能例外？
有人认为刘献庭所记轶闻，为杜撰之词，其实谬矣。尽管虎丘会饯时，吴梅村尚未赴召，但他的被召，和他的必然要应召，已成定局之事。因为他既不坚示拒绝，又不尽力隐匿，而且还作秀，做大秀，不是明摆着在等着清廷来征召吗？因此，某个人打油一首，给这位在大会上出足风头的吴学士，开个玩笑，有什么不可能的呢？“寄语”二字，多少带有一点劝诫，阁下，已经是一半清朝一半明了，你还执意要去做两朝天子一朝臣吗？
应该看到，第一，清廷对这样一个大文人，汉族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早晚要控制在自己手中，不会放任不管，听其自由的。第二，那些已经为清廷效力的前朝官吏，也要拉他下水，岂能容他成为名节孤贞之士，万世流芳？虽然，他可以找到一百个理由，为自己的变节推卸责任，但是，迟至顺治九年、顺治十年，满清当局才将焦距对准他，我认为，很大程度是他个人拼命造势的结果。
明亡十年，吴梅村足迹遍江南，说明也并未闲着，说明他也是生怕世人将他忘却。文人之不甘寂寞，本是通病，过去如此，现在也还是如此。这也是越有名气的大师级的文人，所以要在主席台前排就坐，露出那张核桃脸，笑容可掬的缘故。
当年，在崇祯朝的党争中，吴梅村虽然有点虎头蛇尾，“拔脚风尘际”，但政坛之争，说到底，是权力之争，张溥让他上了这一课，积极的方面使他懂得了政治的险恶，消极的方面也让这个年轻人感受到权力的诱惑。在握有权杖的盛宴上，那一杯文学的美酒，又算得了什么？这也是他在大清王朝鼎革之后，终于不愿老死牖下的原因。何况身边有一个密友兼亲家陈之遴，这样“两截人”的样板在。“怎么活不是活？”这也是所有弱者在选择下下策时，给自己的合理解释。
上次崇祯六年的虎丘大会，不到三十岁的吴梅村，是以“联捷会元、鼎甲”和“翰林院编修”身份出现的，不过是风流儒雅的青年才俊，充其量是众望所归的明日之星。而这次顺治十年的虎丘之会，他不同了，四十多岁的吴梅村，已是一位众星捧月的精神领袖，一位举足轻重的文坛重镇。这次“和合之局”，实际为钱谦益所发起，所策划，其目的，是为了凝聚汉族知识分子，精诚团结，不起内讧，使异族统治者从中渔利。可这种在统治者眼皮子底下聚众集会，应该说与体弱多病的他，那怯事畏难的习性相背的，但吴梅村挺身而出，担纲主演，勇于任事，我觉得其中不无他个人的利益考量在内，因为，他终于等到一次向当局显示其实力的机会，值得一试。
果然，他成为与会数千文士共推的宗主，清廷马上下征召令，克日进京。
结果，令他大失所望的是，他付出变节的代价，付出叛主背恩的代价，付出数十年声名的代价，付出在知识分子中树立的高风亮节的代价，得到的是冷遇，是漠视，是猜疑，是不信任，是区区不足道的一名编纂，小小学官而已。早知如此，不若不降。
可你也不想想，一位归顺得太晚的文人，还能指望坐稳江山的顺治，为你开欢迎会么？于是，在京三年期间，风云谲变，如鸟惊弓，大案迭兴，惟恐牵连，旧病复发，沉疴难愈，亲友远离，处境凄凉，日子过得诚如其言，“无一刻不历艰难，无一境不尝辛苦”。他细细算了算账，什么也没有得到的同时，他这个人，这个人的一生，这个人的未来，都成了零。这场不是赌博的赌博，这场不是投机的投机，真是输得够惨。
文人，有什么办法？能够不存任何幻想，决绝地挺直了腰杆站立者，又能有几多？
前途维艰，后路凄凉，草间偷活，沉吟不断。从此，吴梅村一直生活在忏悔中，直到他的《临终诗》：“忍死偷生廿载余，而今罪孽怎消除？受恩欠债应填补，总比鸿毛也不如。”还兀自悔恨不已。一直到死神来临的那一瞬间，他对他的背叛，他的失节，也始终不肯自谅，长叹“浮生所欠只一死”，“竟一钱不值何须说”，阖上了眼睛。
据《清史稿》：吴伟业“临殁，顾言：‘吾一生遭际，万事忧危……死后殓以僧装，葬我邓尉灵岩之侧，坟前立一圆石，题日诗人吴梅村之墓，勿起祠堂，勿乞铭。’闻其言者皆悲之”。
忏悔，是一种崇高感情，是一个大写的人，对自己，对世界，对历史所体现出的负责感情。今天，重新温习吴伟业这段史实，我想，还是很具有现实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