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灸疗法的起源和发展

灸法属于温热疗法，与火的关系密切。火的历史在我国可以追溯到50万年前的“北京人”或80万年前的“蓝田人”时代。我们的祖先面临着恶劣的自然环境，防治疾病的方法也极其有限，因此平均寿命极低，这就迫切地需要人们运用各种治疗方法来与疾病进行斗争。早在大约5万年前的原始氏族公社时期，我们的祖先就懂得了用火来取暖、熟食，尤其是1.8万年前的“山顶洞人”已掌握了人工取火的方法。“灸”字在《说文解字》中解释为“灼”，是灼体疗病之意。最早可能采用树枝、柴草、兽皮取火，然后熏、熨、灼、烫以消除病痛，以后才逐渐选用“艾”为主要灸料。

艾，自古以来就以一种野生植物在我国广大的土地上到处生长，其气味芳香，性温易燃，且火力缓和，于是便取代一般的植物燃料，而成为灸法的最好材料。《本草》记载：“艾叶能灸百病”。《本草从新》记载：“艾叶苦辛，性温，属纯阳之性，能回垂危之阳，通十二经、走三阴、理气血、逐寒湿、暖子宫……以之灸火，能透诸病而除百病。”

灸法起于远古，形成于秦汉时期。先秦两汉是我国传统针灸医学的重要形成时期。产生于秦汉之际的医学巨著《黄帝内经》，把灸疗作为一个重要的内容进行系统介绍，在《灵枢·官能》中强调“针所不为，灸之所宜”。汉代张仲景的著述，有“可火”与“不可火”的记载，其所言之火，亦指艾灸。张仲景具体指出了灸疗禁忌范围包括太阳表证、阳实热盛、阴虚发热等，这些对后世医家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三国晋隋时期，灸法得到了广泛应用，并在灸的方式上有了极大的改进，灸法变的灵活多样，出现了多部论述灸法的著作，为医学史灸法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著名的针灸学家皇甫谧撰成《针灸甲乙经》一书，全面论述了脏腑经络学说，发展和确定了349个腧穴的位置、主治、操作，介绍了针灸方法、宜忌和常见病的治疗，化脓灸最早也见于《针灸甲乙经》即“欲令灸发者，炙履褊熨之，三日即发”。

从两晋至唐宋，是我国针灸史上灸疗法发展的最重要的时期。唐代名医孙思邈，在其著作《备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之中，也载述了大量灸疗内容。在灸法上，又增加多种隔物灸法，在灸疗范围上也有较大的扩展。首先增加灸疗防病的内容；其次，灸治的疾病范围较前代有所增加，特别是在热证用灸方面做了有益的探索，如对黄疸、淋证等温热证及消渴、失精失血之阴虚内热证等，均可以用艾灸治疗。这足以证明当时对灸法的重视，对灸法的发展也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

灸法成熟于明清时期，从著作的数量、灸法技术的改进以及灸法进行局部麻醉的应用，均可看出在明清时期灸法到达了发展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出现了以张景岳、杨继洲为代表的著名医家。灸疗文献中，较有代表性的为清代咸丰时吴亦鼎所撰的《神灸经纶》一书。《神灸经纶》全面总结了清以前有关灸疗的理论和实践，并参合了不少作者本人的临床经验，是一本集大成式的灸疗专著。

到了清代，李学川、陈修园等人又在艾绒中加入了不同的药物，并改名为“太乙神针”“太乙针”，记述此法的专著有《雷火针法》《太乙神针心法》《太乙神针附方》《太乙神针方》等，并在临床上也有广泛的应用，尤其在当时取得了较好的疗效。现代常用的艾卷灸法和药条灸法均发展于此。

但到了清代的后期，由于历史原因灸法走向了衰落，清末后期统治者认为“针刺火灸究非奉君之所宜”，至清末（1822年）道光皇帝废止宫廷针灸后，更导致了针灸学的衰落。灸法因其方法简便、效果显著而在民间广泛应用。

新中国成立后，灸疗事业得到迅速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灸法研究成果层出不穷，已从对灸疗临床疗效观察、古医籍整理方面，转移到向灸法、灸理现代化，研究和灸疗器具创新的阶段。现代灸法研究在灸的制作材料、灸的作用机理、灸的适应证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历史有许多丰富的遗产需要现代法继承和发扬，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灸法将以其独特的疗效引领风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