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关于“五四运动”

在20世纪中国，“五四”运动是个使用频率极高的专有名词，老百姓耳熟能详，学界更是了如指掌。作为一门新崛起的显学（相对于四书五经或唐诗宋词），关于“五四”的研究著作，确实称得上“车载斗量”。八十年来，当事人、反对者、先驱、后学，无不激扬文字，留下各自心目中的“五四”。仔细分梳这些色彩斑斓而又互相癥牾的图景，那是专家学者的工作；至于一般读者，只需要对这场影响极为深远、不断被后人挂在嘴边的群众运动，有个大致的了解。

于是，我选择了权威的《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希望能得到一个简明扼要的答案。因为，与“成一家之言”的专家著述不同，辞书讲究准确、简要、平实。谁都知道，若想尽快进入某一特定语境，没有比借助辞书更合适的了。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纷纭复杂的“五四”，固然并非三言两语就能打发；可“百科全书”出现如此多的错漏，毕竟出人意料。看来，“耳熟能详”、“了如指掌”云云，需要打点折扣。

以下抄录《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五四运动”这一词条，然后略做补充、辨析。文中*号为笔者所加，目的是提供对照阅读的线索。

五四运动（May Fourth Movement）1919年5月4日中国发生的一次群众运动，其宗旨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政府。一般认为，这次运动是现代中国的一场文化和思想上的启蒙运动*。1919年1月，各协约国谈判对德和约，消息传到中国，中国人得悉和会决定将原德国在中国山东省的特权转交给日本，同时日本政府对以军阀袁世凯为首的北京政府发出最后通牒，提出二十一条要求，企图独自支配全中国*。当北洋政府即将签订和约并答应二十一条要求的消息传开时，北京13所大专院校的3000余名学生举行罢课*，提出“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取消二十一条”、“拒绝和约签字”等口号，同时举行游行示威。政府军警对运动实行镇压，逮捕学生32人，这立即引起北京各校学生举行总罢课，随后全国各地学生纷纷走上街头，举行示威游行，召开宣传大会，并实行抵制日货。6月3—4日，北洋政府进行了大规模逮捕，仅北京一地，即有千名学生被捕。运动声势波及各大城市，上海、南京、天津及其他各地的工人举行罢工，上海各家商店举行罢市，以声援学生和工人，全国文化界也表达了对这次群众性斗争的同情，斗争随即发展成为全国性的革命运动。北洋政府最后被迫释放全部被捕学生，将三名亲日的内阁总长撤职*，并答应将不签订和约及二十一条要求*。

五四运动前夕，一些激进的知识分子如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开始创办刊物、发表文章，提倡民主和科学，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推动新文化*。温和派知识分子以胡适为代表，反对马克思主义，却强烈支持文学改革，主张用白话文代替古文；提倡婚姻自由，反对父母包办；主张取缔娼妓；并以实用主义代替儒家学说*。五四运动既加速了国民党的改组，也为共产党的建立提供了理论上和组织上的基础。

——录自《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北京·上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

关于“五四运动”，不同政治立场及思想倾向的论者，会有相去甚远的解释。注重思想启蒙的，会突出《新青年》的创办、北京大学的改革以及新文化运动的勃兴对“五四事件”的决定性影响，因此，论述的时间跨度，大约是1917至1921年；表彰爱国主义的，则强调学生及市民之反对北洋军阀统治，抵制列强霸权，尽量淡化甚至割裂5月4日的政治抗议与此前的新文化运动的联系。但不论哪一种，都不会只讲“文化和思想”，而不涉及“政治和社会”。承认5月4日天安门前的集会游行具有标志性意义，那么，所论当不只是“思想启蒙”，更应该包括“政治革命”。

“二十一条”乃日本帝国主义妄图灭亡中国的秘密条款，由日驻华公使于1915年1月当面向袁世凯提出。同年5月7日，日本提出最后通牒，要袁世凯在四十八小时内答复。两天后，袁除对五号条款声明“容日后商议”外，基本接受日本要求。1919年1月，中国代表在巴黎和会上，要争取的是废除“二十一条”，归还山东，取消列强在华特权等，而不是是否答应“二十一条”。另外，袁世凯死于1916年6月6日，“同时”一说，令人误会1919年的中国，仍由袁执政。其时中华民国的总统乃徐世昌，总理为钱能训，外交部长则是率团出席巴黎和会的陆徵祥。

“北京13所大专院校的3000余名学生”举行的不是“罢课”，而是示威游行——事件发生在1919年的5月4日。由于政府采取高压政策，逮捕了32名学生，第二天方才有各专门以上学校的学生代表集会，决议自即日起一律罢课，同时通电全国并上书大总统。而《上大总统书》上签字的北京专门以上学校有23所，代表9860名学生。

北洋政府被迫释放全部被捕学生，是在6月7日。免去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职务，则是6月10日。不过，三位亲日派，并非如文中所说都是“内阁总长”——曹时任交通总长，章乃驻日公使，陆则是币制局总裁。

罢免亲日派曹、章、陆后，北洋政府仍然准备对列强屈服：17日电令和谈代表签字，23日改为让代表“相机行事”。因国内压力日益增大，徐世昌总统25日方才通知在巴黎的中国代表团，可以拒绝签字。根据当时的通讯条件，政府的电报6月28日夜里才送达，而和约则定在当天上午签字。据陆徵祥、顾维钧日后撰写的回忆录，他们的拒绝签字纯属“自作主张”。另据《时事新报》和《民国日报》大同小异的报道，28日那一天，众多旅法华工和学生包围了专使寓所，“以致专使等不能赴会签字”。

《晨报》1919年7月5日发表《我国拒绝签字之经过》，介绍7月3日晚收到的陆徵祥等6月28日所发电文，至此，国人对于拒签经过方才有比较详细的了解。陆等称“不料大会专横至此，竟不稍顾我国几微体面，曷胜愤慨”，“不得已当时不往签字”，作为和谈代表，未能尽职，只好辞职并准备接受惩戒。7月11日《晨报》刊出《政府训电专使之内容》：“某方面消息云，政府前日（9日）电巴黎专使转各国云：中国之不签字，系国民反对甚烈，政府愿全民意，是以拒绝签字。唯中国极希望于得满意之妥协后，当即行补签。望和会延长期限，俾得从容讨论云云。”不难想象，此则被公开曝光的“训令”，激起了极大的公愤。5月15日《晨报》又发《政府对外态度之近讯》，称国际上确有要求中国政府“补签”的巨大压力，日本舆论表现得尤其露骨，“唯政府方面对于训令补签之说，仍极力否认；据云，政府本无签字之成心”——如果说前者真假难辨，后者则是公开撒谎。

谈论影响“五四”运动之得以形成与展开的“知识分子”，李、陈、毛的排列顺序令人费解。就算排除“温和派”的蔡元培与胡适，影响最大的“激进派”，也仍非陈独秀莫属。尤其是谈论“创办刊物”，还有比陈之主编《新青年》更值得夸耀的吗？至于毛泽东在湖南主办的学联刊物《湘江评论》，总共只出版了五册（1—4号，加上临时增刊1号，刊行于1919年7—8月），文章质量再高，也无法挤进“五四”时期重要刊物的前三名。更值得注意的是，《湘江评论》创刊号出版于1919年7月14日，将其放在“五四运动前夕”论述，无论如何不恰当。

作为一种思想方法的“实用主义”，与作为一种价值体系的“儒家学说”，二者并不完全对等。“五四”时期，批判“儒家学说”的，远不只胡适一派；而胡适之接受西学，也不局限于“实用主义”。谈“问题与主义”之争，“实用主义”可以派上很大用场；可新文化人之“打倒孔家店”，从终极目标到理论武器，均与“实用主义”没有多大关系。将“五四”时期的思想潮流，简化为李大钊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与胡适为代表的实用主义两大流派的斗争，此乃50年代全国上下批胡适留下的后遗症。

这里仅就史实考辨而言；至于意识形态与解释框架如何制约着“五四”运动的意义阐发，牵涉的问题更多，暂不涉及。

其实，以上所述，没有惊世骇俗的高论，也谈不上独创性。之所以选择具有权威性而又代表一般知识体系的“百科全书”，目的只是说明一点：纪念了几十年的“五四”，未必真的为大众与学界所了解。

那么，“五四”运动到底是如何爆发，又如何被后世纪念与诠释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