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刚性的制度化管理：韩非子的“法 势 术”
战国时期法家分为三派：以商鞅为代表的重法派；以申不害为代表的重术派；以慎到为代表的重势派。三派各有特点。
（一）法、势、术的统一
商鞅重“法”。他协助秦孝公在秦国进行了彻底的变法运动，使秦国富强起来，奠定了以后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基础。商鞅认为，“仁义不足以治天下”，法令是人民的生命、治国的根本；因而圣明的君王“不贵义而贵法，法必明，令必行。”在他看来，只有法令昭彰，刑罚严格，才能稳定社会秩序，使政策得以贯彻，达到“民安”、“国治”。他主张用严刑“禁奸止过”，消除祸乱，借助刑罚消除刑罚；他认为，治国除靠刑的一手，还应用赏的一手。不仅如此，刑赏都要不避关系的亲疏、官位的高低，法令面前人人平等，打破了儒家主张的“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尊尊”的等级原则。这虽然是一种残酷镇压的专制主义理论，但在当时却是一种进步的政治主张。
申不害重“术”。“术”即权术。申不害认为，君主必须执掌权术，以驾驭群臣。君主是身体，臣下是手足；君主举纲，臣下张目；君主决策，臣下执行，臣下只能是君主意志的执行者。在他看来，要独断，就要善于用“术”；将自己的意志情感和心理深藏在内心，不可窥测，这样才能洞见大臣的思想，并加以控制。总的来说，“术”的主要作用，在于辨别群臣的忠奸，考核其能力，衡量其功过，以加强法制和君主专制。
慎到重“势”。“势”即权势。他认为，贤人之所以屈服于不肖者，是因为“权轻”；不肖者之所以服于贤者，是因为贤者“位尊”。正因为如此，君主只有拥有绝对的权势，才能治理好天下。
韩非比较了前期“法”、“术”、“势”三派的得失，认为必须综合采用三派的长处，才能完成一匡天下的帝王之业。韩非认为，申不害是韩昭侯的辅佐之臣，韩是从晋国分裂出来的国家。晋国的旧法律还没有废止，韩国的新法律就制定出来了；先前君主的号令还没有取消，在位君主的号令又下来了。申不害不擅长于法律，没有统一法制号令造成以下后果：利益与新法令吻合时，就用新法令；利益处于新旧法律相反和前后号令相抵触的空隙时，即使申不害十次让韩昭侯用道术，奸臣们还是有理由为自己狡辩。拥有万辆战车的强大韩国，奋斗了十七年却没能称王称霸，就是因为昭侯在上面用道术，而对下却未能用法律约束群臣百官所造成的后果。商鞅治理秦国，设立了互相告发和互相连坐的法律。他注重事实，奖赏丰厚而且说到做到，刑罚严厉而且一定兑现——这样的法律确实能使秦国民众积极努力，使秦国战士在与敌争战时毫不退却，带来了秦国的国富兵强。然而，由于没有用道术了解大臣中的奸情，国家的富强最后却只是有利于大臣们而已。孝公、商鞅去世之后，秦惠公即位；秦国的法律依然完善，而张仪却利用秦国为韩、魏做了好事。惠王去世，武王即位；甘茂又利用秦国为周做了好事。因此，韩非子主张取长补短，法、术、势结合使用，以成就帝王之功业。
韩非子还极力主张，君主圣明的国家，没有书本文章，只把法律作为教科书；没有古代圣王的教训，任用官吏作为老师——把法治强调到了绝对化的程度。他力主法律不偏袒权贵；奖赏功劳的时候，对普通人也不遗漏——法令面前人人平等。他提出了封建“三纲”的萌芽思想：臣服从君主、儿子服从父亲、妻子服从丈夫。这三方面的关系正当，就可以实现天下大治；这三方面的关系颠倒，就会天下大乱。他还告诫君主，可以没有仁爱之心，但一定要不断增加自己的威严、权势；他举例说，如果尧、舜没有权势，不能治理三个百姓。
（二）自私自为的人性假设
韩非的“法、势、术”思想是以他的人性假设为前提的。韩非认为，人性是自私的，是就利去害的，人人都怀着为自己谋利的心，用算计利害的心理相互对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完全是利害关系：君臣之间，君主卖官，臣子卖力；父母与子女之间，生下来如果是男孩就相互祝贺，如果是女孩就杀死。男孩女孩都来自父精母血、十月怀胎，可是男孩受祝贺，女孩遭残害，这正是从未来设想、从长远考虑啊。父母对子女还使用算计的态度去对待，更不用说没有父子恩情的君臣之间了。既然如此，造车子的希望人富裕，造棺材的巴望人早死，并非造车子的人心肠好，造棺材的昧良心，而是因利之所在；后妃、太子等希望君主早死，也是如此。有利就来，有害就去，此人之常情。韩非把就利去害看做人之本性，把利看做人们行为的真正动力。
但韩非的这一人是自私、自为的人性假设，不是一成不变的，也不是与生俱来的，它是一定社会条件下的人性。韩非把物质利害关系看做是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认为财富和人口的多少，是社会制度和道德面貌不同的根据。他认为，社会历史的发展，是一个从不争到争的过程。在古代，男人们不从事耕作，草木的果实已经足够食用了，妇女们不纺织，禽兽的皮革已经足够穿衣了；不用劳力而给养充足，人民少而财富有余，所以人们不争斗——这时不用多奖赏、不用重惩罚，人民自然得到治理。在当世，人口众多，财货越来越少，努力劳动得到的财物还是很不够，所以人们互相争斗；这时即使是加倍奖赏和惩罚，还是不能免除祸乱。因此，不是古人比今人的道德高尚，不争财物，而是由于古代财物丰裕。
韩非把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概括为“上古”、“中世”、“当今”三个阶段。三个阶段之间，是一个由不争到争，由推重道德至崇尚力气的过程，并且具有内在的必然性。上古人人崇尚道德，中世人人崇尚智能，当今人人崇尚勇气和力量。因此，只有实行法、术、势相结合的理论，才能富国强兵，依靠武力统一天下。
（三）重视考核的刚性管理
韩非的法制化的刚性管理是他的“法、势、术”思想的具体化。韩非认为：聪明的君主亲自治理官吏，而不亲自治理百姓。比如，在救火的时候，官吏如果提着水壶跑来跑去救火，他就只起一个徒役的作用；如果他拿着鞭子去指挥，他就可以指使万人救火了。
作为君主，不需要事必躬亲，但一定要善用臣下。在用人之时，是要用臣下的智慧，而不是他的时间或气力。韩非归纳说，只会用自己是下等的君主；只能发挥臣下力气的则不过是个普普通通的君主；只有能激发臣属个个竭尽其智慧的君主，其才具才是上乘。所用之人都可尽其能，则君主可垂拱而治。反之，若君主有特别专长，以自己的方法干预臣属之能，可能会导致领导无方；再若君主喜欢炫耀自我才能，则臣属可能投其所好而欺骗他。
韩非的用人原则是量能授职。他认为，凡事物都有适宜的方面，才能有专门施展的地方；只要各自安排得当，君臣都可以无为了。让鸡来掌管黑夜的消逝，让猫捉老鼠；都使用它们的才能，君主就没有事了。
韩非特别举了桓公与管仲的对答作为例子。桓公对管仲说：“官位少而求取的人多，我为此担忧。”管仲说：“君主不听左右近臣的私人请求，依据能力授给俸禄，记录功绩而给予官职。这样就没有人敢来要官做，您还有什么担忧呢？”
由于量能任职，是利用臣属专长以推动其工作，因而衍生了两点注意事项：一，人不兼差；二，事有专属。这就是韩非所说的：英明的君主让臣下的事务互不相干，因此没有争辩；让士不兼任官职，因此技术有专长；让人不同立一功，因此没有争斗。争吵辩论停止，技术专长得到发挥，强弱不斗力，就像冰炭不放进同一个模子，天下互不相伤，就能达到极治。
“使事不相干”、“使士不兼官”与“使人不同功”，就是前面说的两件事，即“人不兼差，事有专属”。人不兼差，故能全心全力推动其工作，以致业务熟谙；事有专属，职责分明，以致有过不致互诿，有功不致互争。
韩非说英明君主驱使他的群臣，不在法律之外考虑，也不在法度之内施行恩惠，一举一动皆依法而行。法令未曾公布之时，不得擅行；法令公布以后，不得不行。
多方考核、“循名责实”是韩非实施赏罚的基础，是推行法制化刚性管理的关键。所谓“名”，是指名位；所谓“实”，是指事功。“循名责实”就是根据人的能力而授予官职，根据人的名位而求其实效，考核臣下任职行事能否达到目标——这就是韩非子所说的道术，与孔子的“听其言，观其行”非常相似。
在考核的方法上，韩非列举了七种方法供君主使用：一是多方面地参验，观察；二是必须施行惩罚以显示君主的威严；三是对尽力效忠的臣下一定兑现奖赏；四是一一听取臣下意见，督促他们行动；五是发出迷惑人的诏令和捉摸不透的使命；六是掌握了事实反而询问臣下；七是说反话做反事。
（四）赏惩的法则
在韩非心目中，“赏”与“罚”或者说“德”与“刑”实乃君主统御臣属的二柄，即两种权力。刑就是杀戮，德就是奖赏。作为人臣，害怕被诛杀惩罚，而以获得奖赏为荣；因此君主只要使用刑和德，群臣就畏惧他的威风而归顺于他的奖赏了。
赏罚是管理者统御部属的两件法宝，但在运用赏罚时，还需注意以下几个法则：
第一个法则是“立可为之赏，设可避之罚。”就是说，要是奖赏可望而不可及，使臣属望而兴叹，以致形同虚设，就会失去奖赏的意义；惩罚要是如同家常便饭，臣属动辄得咎，也会失去惩罚的意义。简言之，奖赏的标准不应该太高，以使人人有获得的机会；惩罚的标准不应该太低，使大部分人不会轻易违犯。这样，上下会更有感情。
第二个法则是“信赏必罚”。设定赏罚标准后，一定要付诸执行，否则，赏罚就会失去作用；赏罚要有其必然性与确定性，然后才有激励作用。有功者就一定获赏，奖赏并不是来自于君主，而是有功者自己出力的收获；有罪者必受惩罚，受惩罚不怨恨君主，因为它是自己罪行所导致的必然结果。民众了解惩罚和奖赏都产生于自身的道理后，就会在自己的工作上殷勤努力，而不是总奢望君主的恩赐。韩非讲了一个晋文公的故事：晋文公为动员作战提出了很多种方法，包括减少关卡、集市的税收，优抚丧失资助的百姓，赦免有罪的人，帮助生活贫穷的人。但是，狐偃认为这样还不足以使人民勇于作战，他说：“让赏赐兑现，让刑罚兑现，这就足以让民众参战了。”
第三个法则是厚赏重罚。赏赐越重越好，让百姓贪图它；声誉越美越好，让百姓引以为荣；诛罚越重越好，让百姓害怕；贬斥越丑越好，让百姓深以为耻。
第四个法则是赏罚必须得当。厚赏固能激励人心，但须注意奖赏性质是否得当。韩非力言赏罚失当的不良后果：圣明的君主不随便给予赏赐，也不赦免惩罚。随便赏赐，功臣就会对事业懈怠；赦免惩罚，奸臣就容易胡作非为。如果确实有功，即使是与君主疏远的人或身份卑贱的人，也必须给予赏赐；如果确实有错，即使是与君主亲近的人或受君主昵爱的人，也必须诛杀——这样，疏远卑贱者就不敢懈怠，而亲近昵爱者也不敢骄横了。
第五个法则是赏罚必自上出。赏罚既是君主驭人之二柄，则一切赏罚，必须出于君主，而不可与臣下共有，这就是韩非所说的：“赏罚共，则禁令不行”。《韩非子》记载齐王曾向文子请教治国之道，文子的回答是：“夫赏罚之为道，利器也，君固握之，不可以示人。”若赏罚的决断权被大臣共用，就会分散君主的威严。
（五）虚静无为的领导风格
君主对臣下的管理方式，也涉及君主本身和臣下相处的态度；这个态度的基准，就是虚静无为——即虚心、平静、有所为有所不为。虚心能够洞晓事情的真相；平静，能够了解那运动着的东西的归宿。有话的人，自然会说出来；管事的人，自然会有行动。君主不要表现自己的打算，否则，臣属就会装扮自己；君主不要表现出自己的意图，否则，臣属就会表里不一。所以说，君主不表现好恶，臣属就会自己谨慎小心。因此，君主有智慧也不用思虑，而使万事万物各归其所；有贤能也不用行动，而观察臣属行动的方式；有勇力也不用威怒，让群臣尽力施展自己的武力。圣明的君主统治的方法，就是使有智慧的人竭力思考，而君主做出裁决，因此君主智慧无穷；贤能的人准备好自己的才能，君主依据情况而加以任用，因此君主的才能无穷；建立了功业，就表现了君主的才能；犯下了过失，就由臣下来担负罪责。臣下付出劳作，君主获得成功，因此君主的名声无穷。
统治的原则在于使臣下不能了解君主；统治的运用在于使臣下不能知晓究竟。君主虚心平静不做事情，从暗中就可看到臣下微小的过失。见到就好像没见到；听到就好像没听到；了解到就好像没了解到。知道了臣下的言论以后，不要去改变它，而是将臣下的言行相结合加以观察。
以上说了四层意思，一是表示臣下各尽其能，君主可垂拱而治。二是为君主保留进退余地，事若成功，君主享其名；事若失败，臣下受其过。三是不让臣下看穿自己心中的爱恶。君主若透露好恶，臣下就会揣摩其心意而逢迎之，以致扭曲正常工作。越王喜欢勇敢，他的人民就把死看得很轻；楚灵王喜欢腰长得细的人，他的国家就有许多饿坏了身体的女人；齐桓公性情嫉妒而喜欢后宫之人，因此竖刁就阉割了自己去管理内宫中的事务。四是让臣下感到君主高深莫测，从而心生畏惧、竭力工作。无为有这么多妙处，因此无为却能无所不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