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北大之梦 燕园之缘——写在杨肯考取北大之际

家长姓名：杨玉圣

学生姓名：杨肯

录取院系：法学院

毕业中学：北京市朝阳外国语学校

获奖情况：北京市优秀学生干部

一

能有机会到北大读书，无论是读本科还是研究生，想来都是天下读书人的梦想。

随着儿子杨肯即将成为北大法学院新生，我们一家三口与燕园的缘分，不仅得以延续，而且进一步加深了。

26年前，1985年，我自山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时，侥幸考取北大历史学系研究生，从齐文颖教授读美国史，受教于罗荣渠教授、潘润涵教授等学者，在图书馆看书，在未名湖跑步，从而在燕园度过了三年美好时光。1988年研究生毕业后，一直在大学里任教，先是在北京师范大学，然后在中国政法大学，其间还到海内外几所大学访学，但就感情而论，终归还是觉得北大最好，燕园最美。

6年前，妻子胡玉坤自美国克拉克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到北大人口研究所工作，正式成为北大一员。她在北大任教，除了能有机会更好地致力于她所从事的社会性别与发展，人口、资源环境与发展研究而外，对于我们这个三口之家而言，其更有意思的象征意义也许就在于，由此而延续着与燕园割舍不断的情缘。

今年，杨肯通过自己的努力，顺利考入北大，成为名副其实的“北大人”，不仅圆了他的北大之梦，而且也赓续了我们一家的燕园之缘。

二

杨肯是靠了自己的努力而终于成为“北大人”的。

和“90后”的不少同辈人一样，杨肯从一开始就是在开放、自由的教育环境中长大的。小时候在北师大实验幼儿园、清华育新实验幼儿园、首都师大育新实验学校，度过无忧无虑的童年时代（其间，还两度往美，体验美式幼儿园生活、小学教育，近两载）。从初中开始，就一直在朝阳外国语学校就读。因为家住昌平，故平时住校，也就意味着从13岁起即开始了准独立的生活。

对于独生子女一代而言，物质的优裕、环境的开放，乃是利弊兼有的独特条件。扬长避短者，固然如虎添翼，如鱼得水；但若失控无度，也有可能适得其反。而且，对于我们这些独生子女的父母而言，因为缺乏经验，也往往在教育子女方面左右摇摆，举棋不定。所以，在孩子的教育中，既有成功者，也有不甚如意者。我所深感欣慰的是，杨肯几乎是在我没有操什么心的情况下成长的。

朝外的教育，相当有个性，以育人为先，既严格，又宽松；除了课堂学习，还有丰富多彩的社会实践。就学习而言，杨肯各科相对均衡，而且对绘画艺术情有独钟。这一业余爱好，从小学到中学，一直坚持下来，在之后压力越来越大的高中学习阶段，起了很好的缓解阀的作用。与我们夫妻都是学文科这一遗传基因以及潜移默化的影响有关，杨肯进入高中后就决意学文科，尤其是对历史、英语、国际关系感兴趣。初中的历史课，学校大都不重视，学生也一般不感兴趣，但杨肯学得有滋有味，凑巧的是，教他的历史课老师就是我在北师大工作时教过的学生。在历史课上，杨肯常常和老师像说对口相声那样，问问答答，旁若无人，自得其乐。到了高中，杨肯在历史课上独立讲授了北美独立战争、美国内战等专题。这种对历史的兴趣，也体现在平时的看书上。因为我的藏书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历史类的著作，所以这方面的书，读得也最多，其中曹德谦老先生写的关于美国人物的传记，他几乎把书都读烂了。罗荣渠先生的《美国历史通论》，杨肯不仅认真读了，而且还写了篇评论，发表在《世界知识》刊物，后又收入为祝贺我的老师齐文颖八十华诞而编辑的《美国史探研（续编）》文集。跟这种兴趣有关，在填报高考志愿的时候，杨肯还一度想把历史学填成第一志愿呢。

可能与不少家长的观念不同，作为家长，我很少在分数上对孩子的考试成绩特别是名次问题斤斤计较，更未要求孩子非得考第几。我一直认为，孩子小时候（特别是小学、初中阶段），重在身心发育，以玩为主，否则一味追求分数，考试的重担必然让幼稚的心灵过早承受其本不该承受的重负。人的一生只有一次童年和少年，童年就应该天真烂漫，少年就应该无忧无虑，否则，莫名其妙地“早熟”，都成了“小大人”，乃至“少年老成”，从人生的角度说，未必是幸事。关于这一点，杨肯也感到与同龄人相比，他所支配的自由时间可能是算多的，他的童年和少年是在几乎没有考试压力的情况下轻轻松松度过的。但是，读书的种子已然撒播，问题是何时收获。

大概从初中开始，杨肯在课外阅读中就开始读鲁迅、胡适、金庸等前辈以及王小波、贺卫方、陈平原、许章润等名家的作品。进入高中后，又特别关注韩寒的作品，不仅收藏、阅读了韩寒几乎所有的著作，而且还时时关注韩寒的博客，哪怕是在高三最紧张的高考复习阶段，回家后第一件事也是看韩寒的博客。所以，读书虽说不少，但逐渐养成判断力，并未变成“书呆子”，反倒是观察的角度、问题的切入、文字的表达，也崭露一些锋芒。

杨肯还有一个优点，即善于和人交往。这一方面与他与人为善、开朗的性格有关，另一方面也与他见的人多有关。从小开始，除了高三阶段，他常常参加我和朋友们的聚会，用少年的眼光，倾听成年人（主要是学者）关心的话题。在同龄人中，相比较而言，杨肯可能是认识当今学者最多的人之一，从年近九旬的来新夏先生、曹德谦先生到八旬上下的江平先生、齐文颖先生、黄安年先生，再到中年一代名家，都有“亲密接触”的机会，因为“见多”而“识广”，这是杨肯与同龄人相比不同的成长经历，也是他的一笔人生财富。

作为一班之长，哪怕是在高中最紧张的学习阶段，对于公益活动，也一向乐于承担，任劳任怨，这也是杨肯中学阶段做得很好的一个方面。关于这一点，我这做老爸的也自愧不如，因为我是“任劳”但不能“任怨”。现在高中文科班的特点之一是“男女比例失调”：女生多，男生少。从同学的毕业留言看，大家对于杨肯的班长角色是相当认同的杨肯不仅被称为“妇女之友”，而且还被认为是“永远的班长”。在特立独行的“90后”新生代的同学中，能有此评价，是不容易的。

中学时代，尤其是高中阶段，是最美好的青春记忆之一。只是现在的高考和分数，给不少少男少女的这一美好记忆留下了未必快乐的碎片。杨肯是幸福的，他的幸福就在于他的中学生活不完全是在枯燥无味的“分数的牢狱”中度过的。杨肯除了课堂学习，还有课外读书，还有画画、养花等业余兴趣，更和老师特别是同学打成一片，主持成年礼，忙中偷闲排演话剧，让班集体成为充满快乐的共同回忆，如此等等，丰富多彩。与单纯的“考试机器人”相比，这种中学生活既充实，又简单，又快乐。

考取北大这一结果，固然重要；但为此而努力的过程——中学生活，同样美好。

三

杨肯是弃港大而往北大的。

高考前半年，即新年的时候，杨肯参加了“北约”的自主招生考试，但只报了北大、港大。经过两轮面试，被港大文学院录取，但当初报的是法学院而非文学院，录非所报，故决定放弃而待北大。因为高考成绩优异（考分为645分，此外还有北京市优秀学生干部的20分加分），故无悬念地被北大法学院录取。当得知杨肯弃港大而往北大的消息后，吴志攀副校长发短信给我，鼓励说：“孩子有志气，将来能成大事。”

与大多数省市不同，北京是高考前填报志愿，这与高考成绩出来后再报志愿相比，平添了几分风险和无形的心理压力，因为就文科考试而言，无论是哪位考生，都很难有把握如实考出其真实水准。不过，在填报第一志愿时，当然是北大；本来是不填第二志愿的，但因为学校统一要求而不得不填，故报了中国政法大学。

到北大读书，大学生活的愿景，固然美好相期、心向往之，但如何不负“北大人”的盛名而成人成才，还得靠自己努力。

除了必修公共课和专业课善始善终外，我还希望杨肯四年的燕园生活充实而快乐。

第一，博览群书。与内地任何一所高校相比，北大最吸引读书人的一点就是其首屈一指的馆藏图书。读书“作为知识人的生活方式”（陈平原教授语），乃是大学四年最重要的功课。课堂学习固然重要，但那主要还是入门之学；入门之后，关键是自主性、研究性学习，其中的关键是充分利用图书馆及其丰富的馆藏图书、报刊和网络资源。“读书无禁区”，是七十年代末理论家李洪林先生提出的口号，至今依然。读大学，如不读书，大学就白读了；大学生不读书，我常常和自己的学生说，就像工人不做工、农民不种地、歌星不唱歌、演员不演戏、教授不教学一样，是不正常的。就像工人得做工、农民得种地、歌星得唱歌、演员得演戏、教授得教学一样，大学生就得读书，多读书，读好书，此乃天经地义。或许有人说，如今是网络时代了，不需要过去那样的读书了，其实不然。网络再发达，也无非是工具，替代不了思考，更替代不思想；网络提供的至多是知识和信息，但不能给人以智力和智慧。与网络的快捷相比，读书也许是慢的，但这个过程也正是让人享受和愉悦的；网络在带给我们便利的同时，也使无数人迷恋上游戏而不能自拔，使越来越多的人提前患上包括眼疾、颈椎病在内的职业病。在这个意义上，有的学者（如范曾先生）倡言拒绝网络，也许不无道理。我相信，网络哪怕再发达，也取代不了传统的读书。读书乃常态，尤其是对于年轻的大学生而言，更是如此。

第二，多听讲座。与京城任何一所大学相比，北大的高端学术讲座一定是最多的。通过讲座，不仅可近距离一睹名家风采，而且还可以了解优势知识资源、学术创新点和最新学术动向。“用脚投票”，是北大学生发明的针对讲者（包括教师和演讲人）的杀手锏。也因为如此，北大可供选择的讲座也可能是最多的。听专家讲座，与课堂听老师授课，可谓一内一外，相得益彰，对于增加见识、扩张视阈、启迪思考等学术能力，都是至关重要的。

第三，多听选修课。如果说必修课是“面”的话，那么优秀的选修课就是专业的“线”与“点”。从知识结构的角度说，三者缺一不可。如果仅仅满足于课堂上听课记笔记、考试背笔记，至多还是中学生式的死记硬背、知识灌输。既要有知识面的广度，还应有学术的力度和深度，为此就要多听专业的选修课、专题课，从而改善知识结构、提升学术和理论修养。既“博”又“专”，也许是更好的路径选择。

第四，重视方法论学习和素质养成的自我规训。和读中学不一样，读大学，乃读方法、学方法。从老师的角度来说，真正的良师，不是“授之以鱼”，而是“授之以渔”，即方法。从学生的角度来说，除了跟从老师学习知识外，关键是如何学会方法。北大与别的大学很大的区别，恰恰是重视方法论课程的讲授。像朱青生教授的《十九札》、李剑鸣教授的《历史学家的修养与技艺》，均是该类著作中的范例。学会了方法，即找到了学术之门径。“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当然，自我规训，也是大学生学术素质教育的重要环节，就此而言，学术规范、学术伦理的养成教育也是年轻学子的必修课程。同时，还要勤于思考，勤于练笔，持之以恒，养成对知识的尊重、对学术的敬畏之心。我希望孩子能够有志于学，并身体力行之。

第五，注重实践。在大学期间，除了“苦读万卷书”，还应“乐行万里路”，从而了解社情民意、国情时势。这也就是温总理所提倡的，既“仰望星空”，又“脚踏实地”。北大有其独特的交往优势和社会资源，只要努力，恐怕就唯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不但游走中国，而且还要闯荡世界。无论外面的世界究竟是“精彩”还是“无奈”，对于身处全球化的新生代大学生而言，注定是以全球为行走平台的“空中飞人”。作为“北大人”，更应有全球的视野和胸怀，亦属题中应有之意。

生活是活的，大学生活更是如此，即将在燕园度过的四年，尤其如此。

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有机会与燕园结缘。毋宁说，真正能与燕园结缘者，以偌大的中国、万千的学子而言，其实寥寥无几。与燕园结缘，是幸福的，也是幸运的。如何对得起这份缘分、无愧于北大的荣光，才是“北大之梦”梦想成真以后应当思考、面对的。不过，我相信儿子，他将无愧于北大，因为知子莫如老爸。

26年前，22岁的我以研究生新生的身份成为“准北大人”一分子（因为在大多数人的心目中，唯有本科在北大读的才是“北大人”，故我只能自谓“准北大人”）；如今，即将迎来19岁生日的儿子将如愿以偿地成为“北大人”。“喜讯传遍祖国，儿子比老子厉害！”朋友的祝贺短信，正好说到了我的心坎上。

对于独生子女一代而言，物质的优裕、环境的开放，乃是利弊兼有的独特条件。扬长避短者，固然如虎添翼，如鱼得水；但若失控无度，也有可能适得其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