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毛泽东早就看好了山西，彭雪枫被秘密派往太原
1823年12月2日，美国总统门罗在致国会咨文中阐述美国对外政策原则的宣言中宣布：任何欧洲强国都不得干涉南、北美洲的事务，否则就是对美国不友好的表现，并提出“美洲就是美洲人的美洲”的口号。阎锡山长期盘踞山西，推行自己的一套治理之策，把山西搞成国中之国。在许多外国人眼里，阎锡山以山西门罗主义而著称。而山西门罗主义，自然也就是“山西是山西人的山西”、“任何外地势力都不得干涉山西的事务”。
山西门罗主义，此时已是空想——半年多来，可谓云飞浪卷，寇深祸亟，阎锡山处在重重矛盾之中：一是日本人的步步进逼，亡国灭种的危险即在眼前；二是红军东征掀起的抗日浪潮，猛烈地震撼着他在山西的统治；三是他与蒋介石的矛盾激化，随时有被蒋吃掉的危险。这三种危险摆在他的面前，怎么办？向何处去？降日还是抗日？拥蒋还是反蒋？联共还是反共？……他一时难以下定决心，只好徘徊在诸种矛盾中间。他很清楚，在目前民族矛盾、阶级矛盾错综复杂的斗争中，稍有不慎，他的山西老巢就会被人一脚踹掉，他的“土皇帝”的桂冠就得落地。如何在日本、蒋介石和共产党这三种势力中间求得生存，对于他来说，是至为重要的问题。
曾几何时，阎锡山对日本人充满了幻想。二十多年来，他和日本人一直保持了良好的关系。他很希望像早年的张作霖那样，在日本人的帮助下成就一番大业，但他又绝不愿意像张作霖那样落个被炸身亡的悲惨下场。
1908年，25岁的阎锡山正式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当时他已经在日本呆了4年。这是他一生之中颇为愉快的一段时光。他从高速发展的日本工业和蓬勃向上的日本国民身上，看到了这个岛国强大的未来。于是，他利用在陆军士官学校学习的一年时间，和队长冈村宁次、教官板垣征四郎、同学土肥原贤二等人建立了不薄的交情，尤其和土肥原贤二过从甚密。阎指望这些人日后在他需要的时候能给予他某种帮助。
1930年中原大战失败后，阎锡山把逃亡的落脚点定在大连，其目的就是在大连便于和日本人来往，在日本人的帮助下东山再起。他和老同学、老朋友土肥原贤二多次晤面，订了密约三条：
一、阎锡山赞助关东军占领东北全部；
二、日本关东军支持阎锡山将来担任华北首脑；
三、日本关东军将设法保护阎锡山返回山西，筹备一切。
1935年，阎锡山在河边村召集部分高级军官开会，参加的有杨爱源、赵承绶、王靖国、朱绶光等人。朱绶光问：“日本人对咱们的态度究竟怎么样？”
阎锡山说：“日本人不会打咱们。只要咱们有力量，它（指日本）还得依靠咱哩。你们大家一定要好好整顿队伍，只要把队伍整顿好，有了力量，咱就什么也不怕了。”
阎锡山派代表去日本考察，板垣征四郎对他的代表说：只要阎百川不抗日，我们就会给阎以帮助。几年来，他一直信守这一“诺言”，在山西他的地盘上从来不许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生怕得罪日本人。在全国抗日风潮逐渐高涨的情况下，他仍同意日军在太原、归绥、大同等地，公开设立特务机关；并在天津设有秘密电台，与日军联系，其目的无非是换回山西的“安全”。
然而，日本人得寸进尺，贪婪异常。1935年以后，先是在华北搞“自治”运动，向华北节节进逼，已对山西形成包围之势。到了1936年5月，他们又唆使伪蒙军在绥东频频挑起事端。在这种形势下，如果与日本妥协，在广大的国民面前将蒙上“千夫所指”的汉奸罪名，不但他阎锡山自己会身败名裂，而且他和他的家族的一切弄不好都得完蛋……
想到这里，阎锡山的心紧缩起来。
他自1911年当上山西都督以来，与各种势力不断角逐，成为中华民国史上少见的“不倒翁”。究其原因，就在于他在大风大浪中逐步形成了一套自己的“哲学”体系，并在实践中运用和发展它。
他为人处事的信条是“存在就是一切，需要就是合法”。他说“人类需要的只是生存进化。”因此，他办一切事情都以存在为标准，审时度势，随机应变，从来不走极端，不搞一边倒，在各种矛盾中求得生存和发展。这也是他时常被人称为“九尾狐狸”的原因。
面对严峻的局势，他根据自己的理论，决定绝不能倒向日本人的怀抱，而且他还打算适当的时候，打出抗日的旗号，以求落一个“民族英雄”的美名。
但是，要想抗日，仅靠自己的力量是不够的，必须找到同盟者。那段时间，他不断召集赵戴文、贾景德、梁化之，以及绥署军法处处长王怀明、山西省民政厅厅长邱仰溶、绥署参议李冠祥等人开会，研究对策。他说：“对于蒋介石，咱应该明白，他是想借共产党之手或是自己动手消灭咱。但如果和他翻脸，因双方实力相差悬殊，咱必遭失败。拥蒋又非咱所愿，而对付日本人又需要国民政府的支持，所以咱虽然不满意蒋介石，又不得不依靠他……在眼下，联共倒是一条出路，但这样，蒋介石肯定又制约咱，使咱不能公开地和共产党采取大的联合行动。怎么办？我想出了一个变通的方法：采用共产党的某些进步措施和口号，任用一些进步人士为咱服务，有限度地允许民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在华北，点上一支（抗日的）小蜡烛……”
他又说：“我经过反复思考，权衡利害，决定选择一条准备抗日又不公开与日本决裂，拥蒋又保持自己的独立，准备联共又不公开合作的道路。这样做，就是在日、蒋、共三方之间维持一种力量的平衡，在这三方的夹缝中求生存。说穿了，我是在三个鸡蛋上跳舞，踩破哪一个都不行啊……”
很显然，他打的算盘是，这种政策既可利用一些进步人士把群众组织起来抵抗日本人的侵犯，保存和发展自己的实力，还可以避免让蒋介石一口吃掉，而且只要他答应抗日，共产党也不会向他下手，可谓“万全之策”。他把这叫做“自己为、当为、能为三者合一”之路。他甚至有些兴奋地说：“现在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时候，就看谁能制服谁了！”
1936年7月，阎锡山选拔1000多名青年学生，组织“暑期健身团”，进行军事和政治训练。他在开幕式上大讲：“万变之中有个不变的中心……变者其子，不变者其母……存在是永远不变的，为了存在而采取的方法则是随时可变的……”为他改变政策做舆论准备。
当中共中央意识到阎锡山从降日到抗日，从反共到联共的转化后，将此视为对山西进行统战工作的良好机遇。毛泽东早就看好了山西，他认为山西日后一定会成为红军纵横驰骋的广阔天地，也许会像当年的红都瑞金一样，成为红军发展壮大的又一个摇篮……
征得阎的同意，中共立即派彭雪枫去山西，在太原秘密组建红军驻太原办事处，并设立了电台。彭雪枫到太原后，起初只是和阎锡山的亲信梁化之来往，并通过梁化之给阎传递信息。彭雪枫卓有成效的工作对阎锡山联共抗日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6月初，毛泽东决定放回红军东征时俘虏的阎方团长郭登瀛。经过教育，郭登瀛对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深表赞同。毛泽东托郭登瀛向阎锡山转交了一封亲笔信。信中写道：
……郭团长及贵军官兵一律优待，同属国人，胜之不武，敝方绝无骄矜之心，武器弹药，患得患失，谅先生及贵军领袖亦当不致有所芥蒂也。今遣郭团长返晋，面致手书，如有所教，乞令郭君再来，以便沟通两方，成立谅解，对付共同之公敌。
在这封信中，毛泽东还提到了被红军俘虏的吉县县长琚秀咸。他写道：吉县县长暂留此间，稍缓亦当令其返晋，国难日亟，谅三晋贤者决难坐视也。
据说阎锡山看了这封信，沉默不语。许久，他才对内心极为忐忑不安的郭登瀛说，你先歇着吧，让次陇（赵戴文）在省府给你找个差事干，如果需要，我再派你去见毛润之……
这段时间里，正处在十字路口上的阎锡山还同东北军领袖张学良来往密切。蒋介石对日坚持“不抵抗政策”，听任华北“特殊化”；而日军的战略企图，显然是要占据晋、绥等地，如此下去，很可能会促使他成为第二个张学良。这是一个十分可怕的结局！1930年中原大战的时候，晋军占领了济南，阎、冯联军已经到了成功的边缘，就在这时，战役之初保持中立的张学良突然宣布拥护“中央”，亲率大军入关，致使阎、冯大败，阎锡山和张学良为此结下了宿怨。如今，国际国内政治局势剧变，出于需要，他们可以说差不多尽释前嫌了。
张学良身边主管情报、新闻工作的李金洲奉张学良的命令，以张学良私人代表的身份来到太原，探讨阎锡山对一致抗日的看法。李金洲先拜访了山西省政府主席赵戴文。赵戴文说：“阎主任认为，剿匪是必要的，但眼下并非上策。因为内战损失了国力，将来对外难以抵抗日本军队。”
李金洲接着拜访了阎锡山。后来，李金洲有如下记载：访阎时“所谈亦同”，阎并表示“有机会将与张氏联合向委座进言”。
不久，李金洲与张学良的参谋长、阎锡山在日本士官学校时的同窗好友戢翼翘再次来到太原。李金洲在《亲历记》中称：“与阎先生长谈两次，内容与前完全相同。”
大约在秋初时节，张学良亲自驾机飞抵太原。阎锡山和张学良单独极秘密地会晤了两次，所谈内容，除当事者外，别人无从知晓。估计可能是请阎锡山一同出面，劝说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对外。
40多年后，曾在抗战时期担任第二战区炮兵司令的周玳回忆说：“他们最后一次谈话，我在场。内容是张学良请阎锡山在侧面支持他。张学良临走时，还是我送他到飞机场的。”
张学良离开太原后，阎锡山对绥署参谋长朱绶光和周玳说：“小六子的看法，有一定的道理（阎在背后，一贯称张为小六子）。中原战败后，我们元气大伤，只能见机行事了。”
周玳还回忆说，西北军将领杨虎城也亲自来过太原。但不巧，他患上了感冒，在山西大饭店多住了几天，周玳常去探望他，所谈也大都是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话题。
一个多月后，杨虎城又派西安绥靖公署秘书蒲学政来太原探询阎锡山的态度。阎锡山说：“虎城主张联合抗日，我们赞成，不过具体做法，还须从长计议。”
不难看出，张学良和杨虎城是把阎锡山当作同路人和支持者来看待的。山西的抗日风潮逐渐形成了。按照阎锡山“三个鸡蛋上跳舞”的大政方针，他要想法保持各个方面的平衡。9月，日本提出要在太原设大使馆办事处，在绥远设领事馆，他不但没有拒绝，而且提供了一定的方便。
然而，日本军国主义者日益膨胀的侵略野心已无法使阎锡山保持平衡。10月下旬，田中隆吉指挥伪蒙军相继占领大庙子和百灵庙。日本特务遍布山西，他们绘制地图，拍摄山西的防卫设施。日本关东军的特种小分队秘密策划袭击大同，在那里炸毁了一个很大的物资供应基地。日军拿下绥远后将向山西进攻的流言蜚语到处流传……
阎锡山愤怒了。他对前来采访的南京中央社记者说：“你们看一看‘九·一八’后的东北四省和现在的察北。在这种情势之下，若不想叫把自己的财产抢了，除了这一块土地上的人，大家起来抵抗死守，还有什么好法子。”
1936年12月18日，阎锡山在一次重要会议上，正式提出“守土抗战”的口号。他说：“抱着弱国的态度，守土抗战；踢破经常的范围，加强自治。”
他还进一步解释说：“什么叫守土抗战？以反侵反畏缩的意义，站在整个国家责任的立场上，纯论是非，不顾成败的抗敌行为，就叫守土抗战。”他又说，“能守住就能存在，我们应当在守上努力。”他认为贫弱的中国没有绝对打胜仗的把握，但打“死仗”却“实在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所以，我们应该拼命的守土抗战……只要这块土地上有一个人，也该守土抗战。”
日本不给他面子，他仍然给日本人留了一点面子——他只说“守土”，不说抗日。这里面似乎也留下了一个小小的空子：只要你不来侵占我的地盘，我就不抗战。
阎锡山在“守土抗战”的口号下，提出要把自己军队扩充到10万人，并建立一支3倍于军队的民兵组织，以及一支由1.5万名学生组成的“军官预备团”。这一决定吸引了大批华北各省及平津一带的大中学生进入军官学校参加政治和军事训练。一位来自北平的学生说：“华北的所有学生都把阎锡山看成一片黑暗大海中的烛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