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命运:中国“两弹一星”的秘密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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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国家最大的事

和导弹相比,原子弹由于更为复杂,花费更多,尤其是谁也拿不准什么时候研制成功,因此,起初的工作,主要是“务虚”,实际工作进展比较缓慢,机构迟迟没能建立起来。

彭德怀是个急脾气,尤其是朝鲜战场上一幕幕惨烈的景象令他永远无法忘记,因此他比谁都着急。

还有一件事情让彭德怀一直耿耿于怀。1955年5月,他去东柏林、华沙访问,归国途中经过莫斯科,赫鲁晓夫接见他时,可能一时冲动,主动提出,彭德怀一行可以参观他们刚下水的核动力潜艇,遂安排彭德怀等人去列宁格勒访问波罗的海舰队。彭德怀在旗舰上检阅了仪仗队,受到隆重接待,舰队司令满口答应第二天去参观核潜艇。可是,第二天,却又告诉彭德怀:“潜艇已出海。”彭德怀虽然有些气愤,但想到这事不是舰队司令所能决定的,便忍住了。

经过交涉,苏联方面又改口说,可以到黑海舰队的塞瓦斯托波尔去看另一艘核潜艇。到了后,却又说:“黑海舰队没装备核潜艇。”

这件事深深刺激了彭德怀,也使他更坚定了发展我国核武器的信念。

最初,在中央上层,在军队上层,对研制原子弹一事,并不是一点反对意见没有,事实上,整个“两弹一星”研制过程中,反对的声音都是有的,有时矛盾还相当尖锐。反对的理由主要有两点:一是费钱,国家拿不出这么多的钱;二是技术太复杂,很有可能花了大把的钱,什么事都没办成,竹篮打水一场空。

毛泽东亲切会见钱学森1956年2月下旬到3月上旬,为向军委扩大会议作战略方针的报告,彭德怀多次找聂荣臻等军委领导商谈,力主开展导弹和核武器研究。3月6日,彭德怀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了《关于保卫祖国的战略方针和国防建设问题》的报告。其中专题讲了“我们必须积极着手研究我国能不能生产新式武器(如核子武器、导弹和新式武器等)的设计制造问题”,建议在国务院或国防部直接领导下积极筹建航空和导弹的研究机构,并准备筹划核子武器研究机构。这个报告经过军委扩大会议讨论同意,又得到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批准。这是最早落实到文字上的关于在中国研制导弹和核武器的正式文件。

关键时刻,毛泽东又一次站了出来。4月25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我们现在已经比过去强,将来还要比现在强,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接着,他风趣地说:“你对原子弹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还是只有几分想,没有十分想呢?你是真正想要,你就降低军政费用的比重,多搞经济建设,有了钱才能搞核武器;你不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你就还是按老章程办事。这是战略方针的问题,希望在座的元帅 将军们开会研究一下,希望军委开会讨论一下。”

还有一次,毛泽东在会议上说:“有人问我造飞机、造大炮、搞原子弹、搞导弹的钱从哪里来,我告诉他在这里……”

毛泽东出人意料地突然站起来,拍着腰际的口袋:“钱在这里,但不是口袋,是裤腰带!”他的意思是勒紧腰带过苦日子,省出钱来搞尖端武器。

1956年春天,在中央的部署下,周恩来、聂荣臻亲自领导制定了后来影响广泛的12年科学规划,全国各行业的六百多名顶尖科学家,集中3个月的时间,拿出了《1956——195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草案)》。规划中列出了12个重点,包括原子能的和平利用、喷气技术。“原子能的和平利用”这一大项,其实主要就是原子弹的研制;“喷气技术”这一大项,主要包括飞机、导弹火箭的研制,只是出于保密的原因,没有直接开列出来。

有一个小插曲是,钱三强从苏联访问回来,看到《中国科学院落实12年规划四项紧急措施》中竟然没有原子能项目,十分不满,急忙来找副院长张劲夫,气乎乎地说:“张副院长,我对你意见!”

张劲夫问明情况后,小声对他说:“三强啊,你知道原子弹是毛主席亲自决策亲自管的事,国家最大的事啊,怎么能随便拿出来让人知道?这个事要秘密地搞,我们列的这四项紧急措施都是为原子弹服务的,明白吧?”钱三强一听,笑了,说我明白了,明白了。说罢,高高兴兴走了。

至此,中国研制导弹、原子弹的大幕徐徐拉开。

当时,中国的铀矿才刚刚勘探,世界上还没有洲际导弹,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高瞻远瞩,审时度势,不等条件完全具备就果断提出发展原子弹、导弹的战略决策,为实现中华民族的强国梦想描绘了一张宏伟壮丽的蓝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