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冤家不聚头:鲁迅与胡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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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开天辟地

新文化运动是开天辟地的大事件,这样的大事件往往从偶然的小事引发——“文学革命”的起因是一个怪人钟文鳌。钟文鳌当时在一个专门给留美官费生按月寄生活费的机构供职,他提出一项“废除汉字、取用字母”的主张。在给留学生寄支票时,他总会在信中夹寄他自制的宣传单,诸如“不满25岁不娶妻”、“多种树,种树有益”,等等,“废除汉字、取用字母”也是其中一条。胡适看到很生气,写信把钟文鳌奚落了一顿:“你们这种不通汉文的人,不配谈改良中国文字的问题。你要谈这个问题,必须先费几年工夫,把汉文弄通了,那时你才有资格谈汉字是不是应该废除。”信发出后他很后悔,不该如此斥责人家。像钟文鳌这样不配谈文字改革的尚在谈论汉字改革,而像自己这样配谈文字改革的人更应该谈一谈。他也感到这个问题看起来只是小问题,但是它涉及文化传播,它深刻影响到中国人的心理人格与精神重建。这年八月,他花了三天时间写了一篇文章:《如何可使吾国文言易于教授》。也就是说,胡适在当时不仅不赞成废除汉字,他连文言的废除都是反对的,而反对的理由相当充分。胡适认为:“只要改变了教授方法,汉文的问题就解决了。”如果胡适的文章到此而止,也许就不会有后来的“文学革命”,“他底一生也可能就在二三流报刊编辑的生涯中度过”。令他没有想到的是,这篇文章在留学生中引起强烈反响,引人入胜的在于胡适总结出汉文教授方法的四大弊端:

一,汉文乃是半死之文字,不当以教活文字之法教之。

二,汉文乃是视官的文字,非听官的文字。

三,吾国文本有文法,但古来从未以文法教授国文。

四,吾国向不用文字符号,致文字不易普及;而文法之不讲,亦未始不由于此。

这四大弊端中的后三项都没有什么意义,关键的是第一条:白话是活文字,文言是死文字,这就是使胡适赖以成名的“新思想”中的核心部分。他后来的“文学革命”理论,全都是从这里发展、衍化而来。在《四十自述》中他说:“这时候我已经承认白话是活文字,古文是半死的文字。那个夏天,任叔永(鸿隽)、梅觐庄(光迪)、杨杏佛(铨)、唐擘黄(钺)都在绮色佳过夏,我们常常讨论中国文学的问题。从中国文字问题转到中国文学问题,这是一个大转变。这一班人中,最守旧的是梅觐庄,他绝对不承认中国古文是半死或全死的文字。因为他的反驳,我不能不细细想过我自己的立场。他越驳越守旧,我倒渐渐变得更激烈了。我那时常提到中国文学必须经过一场革命,‘文学革命’的口号,就是那个夏天我们乱谈出来的。”

胡适反感启用字母,但是他也感到在西风渐进的形势下,汉文(当时指文言文)“乃是半死之文字,不当以教活文字之法教之”。当时的文言文只出现在书面语中,而在生活中,大家都使用一种口头白话语,胡适认为的“活文字”,是日用语言文字,即白话文。全新的时代全新的思想必得由一种全新的语言来传播,改良文言文命题由此而出,切入了正在酝酿中的中国新文化运动之旋涡中心,“文学革命”的主张变得越来越清晰。

历史的脚步从来都是在强烈的反对中迈出,“文学革命”的主张遭到各方强烈反对,这自然毫不奇怪。别人就不说了,首先是胡适那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也不能接受,从口水仗到笔墨仗,官司一打再打。他的好朋友、康奈尔大学化学系同学任鸿隽甚至讽刺他:“文学革命自命者,乃言之无文……吾国文学不振,其最大原因,乃在文人无学。”胡适不为所动,在他眼里,“文学革命”只是他一系列变革的出发点,他看得很清楚,也很高远:“一部中国文学史,只是一部文字形式(工具)新陈代谢的历史,只是‘活文学’随时起来替代了‘死文学’的历史。文学的生命全靠能用一个时代的活的工具来表现一个时代的情感和思想。工具僵化了,必须另换新的,活的,这就是‘文学革命’。换句话说,所谓‘文学革命’,就是用白话文替代古文的革命。”

“文学革命”的提出让胡适在美国留学生圈子中受到广泛炮轰,《文学改良刍议》在《留美学生季报》上发表后,大家议论了一番,最后渐渐沉寂。正在此时,由绩溪老乡汪孟邹的牵线搭桥,胡适与安徽老乡陈独秀结识。几番书来信往,胡适认定陈独秀是同志。不久,陈独秀来信约稿,要他“以所作写实文字,切实作一改良文学论文”。这时一九一七年已悄然而至,《文学改良刍议》重新在《新青年》上发表,胡适在文中对“新文学”提出了著名的“八不主义”:

“一须言之有物,二不摹仿古人,三须讲求文法,四不作无病之呻吟,四务去烂调套语,六不用典,七不讲对仗,八不避俗字俗语。”

与胡适的小心谨慎相比,陈独秀则更加激进,他不仅完全赞同胡适在“刍议”中的改良“八不主义”,进而提出革命“三大主义”:

“一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二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三曰:推倒迂腐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陈独秀写到此似乎还意犹未尽,旗帜鲜明地表白:“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之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两面文学大旗呼啦啦亮出迎风招展,一场影响深远的“文学革命”正在中国人精神深处徐徐铺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