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亘古流传的活态史诗

每一种文明都在寻找自己获得智慧和力量的源头，史诗正是这样一个“源头”。无论是《荷马史诗》，还是中国三大史诗《格萨尔王传》《江格尔》《玛纳斯》，都见证了一个民族不可或缺的历史回忆，也是一个民族特有的基因密码和精神图谱。“史诗”一词最初是外来语，来自于希腊文，产生于民间，它在人类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史诗属于叙事诗的范畴，但是与一般叙事诗相比，它包含的信息量更多，它所关注的都是氏族、部落、部落联盟、部族以及民族的事业与命运，具有宏伟性与神圣性。史诗在漫长的传承过程中，融进大量的神话、传说、民间故事以及歌谣等。可以说，一部宏伟的民族史诗，就是该民族在民间的一个文学宝库，是认识一个民族的百科全书。闻名于世的史诗有巴比伦的《吉尔伽美什》，印度的《摩诃婆罗多》以及古希腊的《伊里亚特》《奥德赛》等，我国著名的三大英雄史诗分别是《格萨尔王传》《玛纳斯》和《江格尔》。其中，《江格尔》作为我国蒙古族人民口头流传的一部长篇巨著，也正是他们世世代代生活的经典写照。

《江格尔》从产生到定型经历了漫长的流传过程，它产生于13世纪前，由许多英雄故事组成，每个英雄故事独立成为一个章节，中心人物是江格尔，其次有英雄洪古尔、阿拉谭策吉、萨纳拉、萨布尔等，大约是在明代以后用新疆托忒文写成的。《江格尔》大体可以划分为三类故事，即部落联盟故事、婚姻故事、征战故事。所谓部落联盟故事，主要是叙述英雄们在战场上拼杀，发誓“把生命与年华拴在长矛尖上，把理想与向往献给江格尔”，誓死保卫宝木巴。婚姻故事则描述了江格尔及众英雄求婚娶亲的种种经历。在《江格尔》中，章数最多、描述最复杂、地位最重要的是征战故事，在生与死的抉择中，英雄们尽显本色，部落或部落联盟之间通过征战保卫自己的家乡属民，求得生存并进而扩大势力。目前已经搜集到的《江格尔》共60余部，长达10万诗行。但是迄今为止，《江格尔》的篇章还没有准确的数字，它历经民间艺人江格尔奇的千锤百炼，内容不断地丰富，因此，这又是一部亘古流传、恒久不衰的英雄史诗。《江格尔》被一代又一代的蒙古艺人传唱着，他们那时而低转、时而高亢、时而悲壮、时而欢快的唱腔，饱经历史的考验，每一次富有韵律的吟唱都触动着人们的心弦，引得人们的思绪回到了那战鼓铿锵、万马奔腾的远古英雄时代。这就是《江格尔》特有的艺术魅力，追随着它亘古的余音，我们感受到一代又一代的蒙古老艺人对英雄的崇拜、对生活的热爱、对土地的热爱、对历史的追忆与缅怀……同时也世代滋润着蒙古族儿女的心灵。

（一）史诗《江格尔》的流传

《江格尔》最初主要流传在新疆西蒙的卫拉特之中，同时在前苏联境内的伏尔加河（原名伊吉勒河）的卡尔梅克人（蒙古族土尔扈特部）中也流传。土尔扈特部的老家原在肯特—杭爱山一带。成吉思汗时期，蒙古军大举西征，新疆天山南北的维吾尔、新疆西北巴尔喀什湖一带的哈喇鲁，新疆伊犁河流域及塔里木河流域一带的西辽均于此役被征服。土尔扈特部大概在西征后于13世纪末迁至阿尔泰、塔城一带居住，所以史诗《江格尔》中经常出现阿尔泰山、额尔齐斯河等地名。由此可以断定，《江格尔》的起源地在新疆。

1729年，土尔扈特部的领主和鄂尔勒克，因受准噶尔部的领主哈喇忽喇的威胁西迁，在伊吉勒河下游驻牧。也就是后来俄国境内的卡尔梅克人。他们迁徙的同时也带去了他们的文化瑰宝《江格尔》，并且继续传唱。

1771年，卡尔梅克人由于不堪忍受沙俄的民族压迫，并且不能适应当地的生活习惯，在其首领渥巴锡的率领下回到祖国。历经半年的长途跋涉，途中又遭遇了沙俄武装袭击，所剩七万余人回到祖国，在伊犁地区得到清政府的安置，从此在阿尔泰山一带生活。被他们带走的《江格尔》重返祖国的怀抱，但是一部分卡尔梅克人未能迁回，仍旧留在伊勒吉河。因此，《江格尔》在伏尔加河亦得以流传。

《江格尔》曾经有72部，但是还没有一个人能全部演唱完。关于《江格尔》的长度，有这样一个美丽的传说：传说在土尔扈特人西迁到伊吉勒河之前，有一位老牧人，能背诵当地流传的所有的《江格尔》。他每学会一章，就在自己的怀里放进一块石头。最后，他一共揣进了70块颜色各异的石头。这虽然是一个传说，但是其中包含了一定程度的真实性，说明了《江格尔》作为一部史诗的恢弘壮阔。19世纪中叶，俄国著名作家果戈里和旅行家尼·斯特拉霍夫等人都到过卡尔梅克人的部落中，亲自观赏到《江格尔》的演唱情景并加以记载。斯特拉霍夫这样记载：“每天晚上，猎人们都在听故事，有些故事是如此之长，需要听讲几个星期……”由此足以体现《江格尔》篇章之宏大了。作为一部恢弘博大的英雄史诗，《江格尔》又是世界上少有的活态史诗之一，它塑造了众多的英雄形象，有着丰富的思想内容。

（二）主人公江格尔和演唱者江格尔奇

史诗《江格尔》的主人公江格尔是被歌颂的圣主、可汗、部落首领。对于这个词汇，有多种解释，有的说是来自波斯语“世界的征服者”；有的说来自突厥语“战胜者”；还有的说是突厥语中“孤儿”的意思。新疆卫拉特蒙古族人民中，口语的“江格尔”，是“能者”“有本领”的意思。《江格尔》流传于民间，民间的“江格尔汗”就是“善于管理国家的可汗”。江格尔的国家“宝木巴”，意为国都、乐土或者极乐世界。《江格尔》讲述的是理想的英雄统治了理想的国度，大家过着幸福无忧的生活，在每一章的开篇，都有这样类似的诗句：“江格尔的宝木巴地方，是幸福的人间天堂。那里的人们永葆青春，永远像25岁的青年，不会衰老，不会死亡。”这个“幸福的人间天堂”的首领江格尔拥有500万奴隶，他们在这里过着驻牧生活，繁衍生息。

主人公江格尔本来是可汗的后裔，后由于部落遭袭，沦为孤儿，他当时才是两岁的孩童。俗话说：“三岁看大，七岁看老。”许多杰出人物的禀赋在儿时就已经初露端倪。江格尔3岁那年就开始征服敌人。5岁那年，他被一位大力士俘虏，这位大力士看出江格尔将来势必会征服世界，便决定要消灭他。但是没想到大力士之子洪古尔经常保护他，并且与其结为兄弟。在江格尔7岁那年，他开始名扬四海，42个可汗的土地被他征服。后来他在宝木巴建立了42个联盟，首领就是江格尔，自此，人们都称他为圣主、可汗。

演唱《江格尔》五章以上的歌手才能称为“江格尔奇”，而这一称谓对蒙古族的歌手而言是非常光荣的称号。演唱《江格尔》在蒙古族的民俗文化中是至关重要的，在演唱的时候，既有演唱也伴有叙述。而史诗人物的喜怒哀乐，都是靠演唱者丰富的面部表情、手势及演唱曲调表现出来的。《江格尔》绝大篇幅的韵文体适合演唱，而散文体，歌唱者则慢慢讲述。《江格尔》由艺人在乐器伴奏下演唱时，最为常见的伴唱乐器是陶布舒尔琴。这种琴是一种两弦弹拨乐器，民间艺人在说唱史诗时，习惯上要唱完一整章，而听众也要听完一整章才可以离开，中间不可以终止，因此演唱《江格尔》通常需要通宵达旦才可以完成。民间艺人演唱史诗还有一些禁忌。如一些地区的江格尔奇忌讳学唱完整的《江格尔》，认为演唱整部的史诗会缩短生命。如果在一次演唱活动中，演唱了《江格尔》的所有章节，他们会认为这会带来不幸，甚至招致江格尔奇的死亡。

《江格尔》由演唱艺人口口相传，许多艺人在史诗的演唱过程中又加入了即兴创作，这些创新在漫长的口头传承中发展、变异着，为《江格尔》注入了新的元素和活力，正是由于这些艺人在一村又一村的游唱中加入的润色和创新，《江格尔》得以成为一部活态史诗。

当那些民间老艺人江格尔奇在暗夜的火光中弹着陶布舒尔琴，吟唱那亘古的史诗，他们面上黝黑的皱纹忽而舒展着岁月的沧桑，忽而骤聚了英雄凯旋的喜悦，这些具有民族代表性和浓烈异域色彩的篇章彻夜感染着听者，恍惚间听者仿佛像一只苍鹰翱翔在宝巴木广阔的天空。那些无处追溯的神话，就在这样一种神秘的形式中悄然打开了大门，走进去，就会看到这部史诗的宏大性、神圣性，江格尔奇的每次即兴演唱都让人赞叹、兴奋、惊讶。

（三）《江格尔》的文化源头

蒙古族人民有着悠久的文化传统，从13世纪开始，蒙古民族与欧亚各个国家、各民族之间就有了密切的文化交往，吸纳融合了他们的文化，蒙古族人民接纳了许多民族的文化因素。特别是蒙古族卫拉特人长期生活在新疆天山南北以及阿尔泰山和额尔齐斯河一带，他们谙熟阿拉伯和中亚文化，文化素养极其深厚。

长篇英雄史诗《江格尔》是在诗、乐、舞相结合的民间说唱艺术的文化传统背景下，在古老的小型英雄史诗的基础上形成的。它由200多部长诗（包括异文）组成。这些诗歌在不同的流域和地区，由不同文化素养的卫拉特人口头流传、代代相承，这就决定了《江格尔》多层次的文化结构。其中分为原始文化和近代文化，有蒙古族共同的文化和卫拉特地区特色的文化，中国北方少数民族文化和中原汉民族文化，有萨满文化和佛教文化，有新疆一带各民族文化和波斯、阿拉伯文化，这些不同的文化造就了蒙古族英雄史诗《江格尔》。在外来因素中，最突出的是佛教文化和民间文化。

（四）《江格尔》的发展与变异

在《江格尔》的长期口头流传过程中，一方面，一些陈旧的长诗被人们遗忘了；另一方面，江格尔奇们不断即兴创新，创作了一些新长诗和模拟长诗。现已搜集出版的《江格尔》各类诗篇中存在着同一部长诗的多种异文和晚期产生的新长诗。新长诗和异文的出现反映了《江格尔》的发展和变异，而这部史诗的发展和变异是以人物变化和情感变化为基础的。人物变化的表现：第一，英雄人物数量的增加。如《江格尔》里出现了过去记录的卡尔梅克《江格尔》里尚未出现的一批人物。第二，在英雄人物结构中，存在由同一代人向三代人发展的趋向。19世纪中叶和20世纪初收录出版的《江格尔》中主要英雄人物是江格尔、洪古尔和阿拉坦策吉等同辈人物，然而在下一代人物里，江格尔之子少布西克尔和洪古尔的儿子和顺·乌兰等一批小勇士则成为主人公。而江格尔的父亲乌琼·阿拉达尔汗和洪古尔的父亲蒙根·西克锡力克成为新疆《江格尔》6—7部长诗的主要人物。其中，许多长诗都是后期的模拟作品。第三，增加了许多反面人物。在《江格尔》口头传唱的过程中，江格尔奇们有意无意地增加了许多反面人物，并写出了宝木巴勇士们同他们进行战斗的一批新长诗。这些反面人物主要是为了衬托宝木巴英雄的勇敢智慧和丰功伟业。同时，也增加了以洪古尔为主人公的征战长诗，这些长诗达40多部。

《江格尔》中每一部长诗的基本情节结构都像一部单篇型史诗或串连复合型史诗，是由一两个或两个以上史诗母题系列组成。而每个史诗母题系列里也有10—20个，甚至有更多母题。随着人物形象数量的增加，故事情节的发展变得复杂化，情节发展和变异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各个长诗情节的发展和变异；第二，史诗母题系列的发展和变异；第三，母题的发展和变异。《江格尔》各个长诗情节的发展和变异，与母题系列的增减与更换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例如提到洪古尔婚事的多种异文，其中李·普尔拜等江格尔奇演唱的几种长诗由两个婚事母题系列组成。即洪古尔先娶一个姑娘，把她杀死，接着又到远方去通过英勇斗争战胜情敌而同另一个姑娘举行婚礼的故事。但是在和静县人浩·巴赛讲唱的异文中，只讲了洪古尔的第一次婚事（娶一女，并将她杀死）；第二个婚事母题系列被征战母题系列即洪古尔战胜道木巴尔汗所取代。在其他两位江格尔奇布·瓦奇尔和安加演唱的两种异文中只有洪古尔的第二次婚事，第一次婚事被征战母题所代替，安加异文后面多增加了一个征战母题系列——战胜侵犯宝木巴汗国的三个蟒古斯（神话中的邪神，用以指代反面人物）。这些实例说明了在《江格尔》的各长诗里，存在着史诗母题系列的增减和更换现象。征战母题系列同婚事母题一样，存在着类似的变化，也会出现各种异文和长诗。演唱者虽然会即兴对《江格尔》的情节随时加工，但是主要的情节结构不会改变，他们仍旧会根据听众的习惯和爱好保证较为固定的程式不变。当然，《江格尔》的发展与变异还有许多其他复杂的方式，在这里只是列举比较主要的几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