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章

施托尔太太身子扭来扭去，就像有谁在挠她痒痒似的。

“我不知道是否应该让情况倒个个儿，”塞特姆布里尼说，“也就是让您独自享用奶油蛋糕，而在静卧时却由上尉与您做伴儿……”

“嘻嘻嘻嘻嘻……”

“女士、先生们知道前天那件事吗？”意大利人紧接着又问，“有谁给接走了——让魔鬼接走了，或者确切地说，让他的老母亲—— 一位挺让我喜欢的敢作敢为的太太。那就是施涅尔曼，安东·施涅尔曼，曾经坐在前边克勒费特小姐桌上那个——各位瞧，现在他的位子空了。位子很快又有人坐，这我不担心；可安东却像一阵风似的忽然走了，连他自己也没想到。他在山上已经住了一年半——他才十六岁，刚刚又给他加了半年。可结果怎么样？我不知道是谁向施涅尔曼夫人传了话，反正她得到了风声，知道了她儿子在这令人迷醉的场所的变化。也未事先通报，她便登场了—— 一位高贵的老太太——比鄙人高出三个脑袋，满头银丝，怒气冲冲，二话没讲先抽了安东先生几个耳光，然后便揪住他的衣领，把他塞进了火车。‘他如果该死，’她说，‘也可以死在山下。’说完就回家去了。”

塞特姆布里尼讲得挺滑稽，周围凡能听见的人都笑了起来。他显然对院里的新闻了如指掌，虽说对山上人们的集体生活抱批评和嘲讽的态度。他无所不知。他了解新来者的名字以及他们的大致生活状况；他向你报告昨天谁谁谁摘除了几根肋骨；他从可靠的方面得知，从秋天起就不再收三十八度五以上的病人了。他讲，昨天夜里，来自米蒂利尼的卡帕乔里亚斯夫人的小狗蹲在急救呼叫灯的开关上，搞得院里手忙脚乱，特别是人家发现床上不只她一个人，还有来自弗利德里希斯哈根的陪审官迪斯特蒙德做伴。这段轶事甚至让布鲁门科尔博士露出了笑容；漂亮的玛露霞更是用橘黄色手绢捂着嘴，笑得上气不接下气；施托尔太太则双手按着左边胸部，大声尖叫起来。

不过，罗多维柯·塞特姆布里尼也对表兄弟讲他自己和他的出身，有时在散步的途中，有时在傍晚的娱乐时间里，还有也在吃完了饭，多数病人已离开餐厅，女服务员开始清扫的时候。三位先生继续坐在他们桌子一端的座位上，汉斯·卡斯托普又抽起了他的玛利亚·曼齐尼；从第三周起，他又开始抽出点滋味儿来了。他留心地审视着，也感到有些陌生，但却乐于从中吸收些影响；他因此认真听着意大利人的讲述，感到眼前展现出一个奇特的崭新的世界。

塞特姆布里尼讲自己的祖父。老人家曾在米兰当律师，但主要还是位伟大的爱国者，是政治鼓动家、演说家和杂志编辑什么的——跟孙子一样也是个不满现状者，但所作所为都更加大度，更加勇敢。因为，如他自己悲哀地指出的，他罗多维柯注定只能在“山庄”国际疗养院对人们的所作所为吹毛求疵，尖酸刻薄地讽刺讽刺，以美好的乐于行动的人性的名义与之进行抗争，如此而已；反之，他祖父却令一届届政府感到头痛：他密谋反叛当时奴役着他四分五裂的祖国的奥地利和神圣同盟，是某些组织遍及整个意大利的秘密社团的活跃分子——一个烧炭党人。塞特姆布里尼突然压低嗓门，仿佛提起这个称号眼下还有危险似的。总之，通过他孙子的叙述，这位乔西普·塞特姆布里尼在两位听众心目中是个面貌不清的狂热鼓动家，是个反叛领袖和阴谋分子；尽管出于礼貌，他们努力表现得对他十分尊敬，但却没法从自己脸上将反感、不信任甚至厌恶的表情完全驱走。诚然，事情颇有些奇特：他们现在听见的，照说已经过去很久了，已过去差不多一百年，已经成为历史；从历史中，从古老的历史中，他们已熟悉这里听说的那种人，那种绝望地追求自由和不屈地反抗暴君的人，虽然他们从未想到会直接和这样的人发生关系。再者，他们也听明白了，塞特姆布里尼祖父的密谋反叛还与他对自己祖国伟大的爱相关联，他希望祖国自由而统一嘛。所以，他们也不得不暗自承认，彼时彼地的情形完全不同，造反与公民的高尚品德，忠诚守法与逆来顺受，可能曾经是一个意思——是的，老人的反叛行径乃是上述值得敬重的联系的产物和结果，尽管在表兄弟的心里，总觉得将反叛与爱国混为一谈有些特别，因为他们自己习惯把爱国与维护现存秩序等同起来。

然而塞特姆布里尼的祖父不只是位意大利爱国者，还是一切渴望自由的人民的兄弟和战友。在他以言论和行动参与的都灵起义失败后，他险些儿没逃脱梅特涅侯爵的刽子手们的追捕。后来，他将自己流亡的时间用于在西班牙为宪政而战，在希腊为希腊人民的独立自由而战，而流血牺牲。塞特姆布里尼的父亲就出生在希腊，所以才成了一位伟大的人文主义者，才那么爱好古典文学艺术；而且，他的母亲有着德意志血统，因为乔西普在瑞士娶了一位少女，然后带着她走南闯北。经过了十年的颠沛流离，他才重归故里，在米兰做律师，然而绝对没有放弃号召民众为争取自由和实现祖国统一而斗争，不管是用文字还是言语，不管是用散文还是诗。他热情激昂地起草了推翻暴政的纲领，明确地宣告要联合一切争得了自由的民族，共同创造人类的幸福。孙子塞特姆布里尼讲到的一个细节，给年轻的卡斯托普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就是祖父乔西普一辈子在公共场合都只穿黑色的丧服，因为他在志哀。他自己说：为意大利志哀，为他在苦难和奴役中奄奄一息的祖国志哀。听到这儿，汉斯·卡斯托普不由得想到他自己的祖父——而在此之前，他已好几次将两位老人作过对比——因为在他所见到的一段时间里，他祖父也同样只穿黑衣服，只不过与这儿这位祖父的动机根本不一样。汉斯·卡斯托普回忆起那老式的黑衣服，穿着它，本来已经属于过去时代的祖父勉勉强强地适应着新时代，同时又暗示出自己与它格格不入；他直到去世，才庄严地恢复更适合于他的本来面目——戴上了圆形的绉领。真是两位大不相同的祖父啊！汉斯·卡斯托普沉思起来，目光凝定，脑袋轻轻地摇动，既像是在对乔西普·塞特姆布里尼表示赞赏，又像表示诧异和不赞成。实际上呢，他也存心避免对陌生的事物贸然下判断，而只满足于作比较和确认事实。他仿佛又看见祖父在客厅里，正若有所思地将瘦削的脑袋伸在镀金的圆形洗礼钵上，观察着这件代代相传的宝贝——他撮圆了嘴，因为唇间正吐出那带U的音节；它那沉浊、神圣的发音，令人想起那些人们都弯着腰毕恭毕敬地往前走的所在。他也看见了乔西普·塞特姆布里尼，看见他胳膊上戴着三色臂章，手舞着军刀，目光阴沉地望着天空发誓，身后率领着一群自由战士，正要向专制政权的军队的方阵冲去。两位祖父都各有自己的美和尊严，他想，为了不觉得自己个人或者不一定是个人有任何偏袒，而是尽可能地公平合理。塞特姆布里尼的祖父确曾为争取政治权利而战；他自己的祖父呢，或者说他自己的祖先呢，却本来就拥有一切权利，只是在四百年中，民众已用暴力和花言巧语给他们慢慢夺走了……这样他们两位都总是穿黑衣服，北方的祖父和南方的祖父一样，目的都是要使自己和恶劣的现实严格地保持距离。只不过一位是出于虔诚，出于对他所归属的往昔和死亡的尊重；另一位则出于反叛，出于对敌视虔诚信仰的进步的追求。是的，这是两个不同的世界或者叫做立场，汉斯·卡斯托普想。在塞特姆布里尼先生讲述的过程中，他仿佛站在了两个世界之间，一会儿审视审视这边，一会儿观望观望那边；这样的情景，他觉得自己已经经历过。他想起了，那是一天黄昏时分他在荷尔斯坦某处的湖上独自一人荡舟，时间为几年前的一个夏末。七点钟光景，红日已经西沉，一轮差不多的满月正从东方长满芦苇丛的河岸冉冉升起。汉斯·卡斯托普在静静的湖上划着桨，有十分钟之久，天地之间的景象令他心醉神迷，恍如置身梦境。在西方，天更亮了，光线明晰如同白昼；可回过头去看东方，又分明已是雾霭迷蒙的极其美妙的月夜。这奇异的景象保持了差不多一刻钟，最后终于让夜色和月亮占了上风。怀着惊喜，他将迷茫的眼睛一会儿望着这种光景，一会儿望着另一种光景，反复转换，由白昼而黑夜，又由黑夜而白昼。汉斯·卡斯托普不由得想起了当年的这个经历。

以他的生活方式和广泛的社会活动，汉斯·卡斯托普继续想，塞特姆布里尼律师不大可能成为一位伟大的法学家。可是，法律的基本准则从小到死都一直铭记在他心中，他的孙子要人相信。汉斯·卡斯托普呢，他虽然眼下头脑不大清醒，刚才那六道菜的午饭够他受的，却努力想理解塞特姆布里尼所谓这一准则是“自由与进步的源泉”是什么意思。至于进步嘛，他过去理解的就不外乎像十九世纪不断改进起重机械一类的事；而且他发现，塞特姆布里尼先生也并不轻视这类事情，还有他的祖父显然也一样。意大利人对两位听讲者的祖国表示敬意，一是因为它发明了将封建主义的盔甲轰得稀烂的火药，二是它发明了使民主传播其思想，也即传播民主思想成为可能的印刷术。这就是说，他称赞德国，也相信应该公正地给自己的祖国以荣誉，但只是在谈到它的往昔的时候；因为其他民族尚处于迷信与奴役的蒙昧之中，他的祖国已经第一个举起了启蒙、教育和自由的旗帜。如果说，像他第一次与表兄弟俩在山上的长凳旁邂逅时所表明的，他对汉斯·卡斯托普的专业即技术与交通事业表现得很尊重的话，那么，看来并非因为他认为技术与交通事业本身具有强大的力量，而是考虑到了它们促进人类道德完善的作用——塞特姆布里尼先生乐于承认技术与交通事业有这样的作用。他说，技术渐渐地征服自然，通过扩大公路网和电信网建立各地之间的联系，战胜气候的差异，从而证明它是使各民族接近，增进他们的相互了解，协调他们的关系，消除他们的偏见，最终实现世界大同的可靠手段。人类将走出黑暗、恐惧和仇恨，将沿着光辉灿烂的大道向前、向上，向着友爱、光明、善良和幸福的最终目标前进。在这条大道上，科学技术就是最快捷的车辆，他说。如此激昂慷慨地讲着，他竟一下子将汉斯·卡斯托普迄今一贯认为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范畴拉到了一起。科学技术与政治道德！他说。接着，他真的讲到了首先宣示平等与大同原则的基督教信仰的救世主；这种原则后来的传播得到印刷术大大的推动，最后伟大的法国革命又将它提高为了法律。不知是什么原因，这些话在年轻的汉斯·卡斯托普听起来真是莫明其妙，虽然塞特姆布里尼先生的用语非常简单明了。有一次，他继续讲，他祖父一生中就这么一次，那是在刚好进入壮年的时候：当时他打心眼儿里感到幸福，因为巴黎爆发了七月革命。他祖父大声地公开宣称，有朝一日，所有人都将把巴黎的那三天与上帝创造世界的六天相提并论。听到这儿，汉斯·卡斯托普忍不住拍了一下桌子，内心深处大为惊异。须知在1830年夏天的那三天里，巴黎人只是制订了一部新宪法，上帝却在六天中分开陆地和海洋，创造了日月星辰以及花、树、鸟、鱼和一切生命，将两者相提并论在他看来实在太荒唐。过后，他单独与表兄约阿希姆谈起这事，仍认为它过于唐突，是的，简直是对上帝的亵渎。

然而，他是诚心诚意来接受人家的影响，理当高高兴兴地试着接受不同的看法，便控制住了按他的信仰和口味本当对塞特姆布里尼的言论表示的不满。他考虑，那种在他听来是亵渎上帝的说法，在当时可能被称作勇敢直言；那种他觉得唐突的行事，至少在彼时彼地可能被视为心灵高尚、激昂慷慨：例如，塞特姆布里尼祖父曾把街垒叫做“民众的王座”，曾宣称已到了“在人类的祭坛前使市民的枪矛成为圣物”的时刻什么什么的。

他为什么这么耐心地倾听塞特姆布里尼先生讲话，汉斯·卡斯托普虽然说不确切，但的确知道个中原由。除了一位旅游者和客人那种逢场作戏的应付心理以外，还存在一点像是尽义务似的感觉。本来嘛，他对任何印象都可接受，对任何事情都不排斥，因为老想着自己不是明天就是后天便要重新振翅高飞，回到已经习惯的秩序中去——也就是说良心上的某种要求，确切地讲是良心上的某种内疚，决定了他要耐心倾听意大利人发议论，要么是在餐厅里跷着二郎腿，抽着他的“玛利亚·曼齐尼”，要么是三个人从山下的英国人聚居区爬回“山庄”的途中。

依照塞特姆布里尼的说法，世界正处于两大原则的争夺之中，即强权和正义，暴政和自由，迷信和知识，顽固、停滞和运动、进步。一个可以称为亚洲原则，另一个可以称为欧洲原则，因为欧洲大地时兴反抗、批判和变革，东方的大陆却体现着静止、停滞和无为。两种力量中哪种终将取胜，是毫无疑问的——就是启蒙的力量，不断合理地趋于完善的力量。因为人道精神正带动着越来越多的民族在它光辉的大道上迅跑，已经在欧洲本身征服了越来越广阔的地域，并且开始向亚洲推进。但是，它还远远未取得完全的胜利，为此，那些心中保留着启蒙之光的善良的人们，还需进行巨大而高贵的努力，直至有一天，我们地球上那些既未经历十八世纪也未出现1789年革命的国家里，王朝统治和宗教信仰将全部崩溃。这一天定会到来，塞特姆布里尼说，说时在他那两撇小胡子底下露出优美的微笑——那一天如果不是拴在鸽子的脚爪上到来，就将驾着雄鹰的翅膀到来；它将作为世界各民族友爱和睦的朝霞升起在空中，闪射出理性、科学和正义的光彩；它将迎来市民民主的神圣同盟，与那蒙着三重耻辱的君主和内阁的同盟形成鲜明对照——他的祖父乔西普本人便是后一种同盟的死敌—— 一句话，迎来的将是世界共和国。为实现这最后的目的，首先需要打击那顽固停滞的亚洲奴役原则的中枢和反抗神经，打击维也纳。必须狠狠打击奥地利的脑袋，摧毁它，一则为了替历史复仇，再则为了给正义与幸福降临人世开辟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