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努尔哈赤：大明帝国的忠实掘墓人(2)

以前，每当东哥被重新许配一次时，努尔哈赤通常都会情绪激动地严正警告那些打东哥主意的家伙，提醒他们注意自己东哥未婚夫的身份。当这种提醒被严重忽视时，他便会毫不犹豫地选择战争。事实上，对于处心积虑的人来说，这的确是发动战争的极好理由。

然而，这一次，他不但没有去寻那蒙古王子的晦气，还言辞动人地制止了弟兄们动武的冲动。

此时的蒙古部族，分裂成了许多不相统属的分支，他们虽然早已不复成吉思汗的雄风，但仍然是一支不可小瞧的力量。

他们当中，有一些站在大明帝国一边对付努尔哈赤；还有一些，则帮助努尔哈赤和大明帝国作对。于是，争取与他们建立尽可能广泛的盟友关系，就成了大明帝国和努尔哈赤谁都不敢掉以轻心的大事。这应该是努尔哈赤放过那位蒙古王子的真正动机。

而对于叶赫部落，情形就要复杂得多。

当年，叶赫部落的老酋长、东哥的父亲被努尔哈赤的部下杀死时，据说为了表达歉意，努尔哈赤曾发誓在若干年之内不对叶赫部落动武。是故，以往东哥被许配给其他部落首领时，努尔哈赤只对付那些部落首领，从不找叶赫部落的麻烦。这种说辞很动人，很煽情，将努尔哈赤表现得仿佛一诺千金的好汉。但是，这种说辞很有可能不是事实。

因为，这里显然忽略了一个因素：在相当长时间里，叶赫部落的力量比努尔哈赤要大得多，而在努尔哈赤成长得足够强大时，叶赫部落又得到了大明帝国明确的支持。因此，在努尔哈赤下决心公开与大明帝国为敌之前，对叶赫部落，他难免会有很深切的投鼠忌器之感。

事实上，他曾经多次试图对叶赫部落开战，最后，令他克制住自己的显然不是什么承诺，而是实力对比上的综合考虑。

在很多时候，打量政治人物和打量商人时的道理是一样的，只要将利害得失上的算计和时机上的考虑放在第一位，大约就不会离题过远。

这可能是努尔哈赤长时间隐忍不发的主要原因。

面对东哥被改嫁蒙古王子这一事实，努尔哈赤身边的人怒不可遏，强烈希望出兵征讨叶赫，要让他们为自己的轻率付出代价。努尔哈赤则表现得极为冷静、理智。为此，他曾经长篇大论地说服那些怒火万丈的战友，劝告他们不要为了一个女人而打仗，特别是当这个女人背后站着叶赫部落与大明帝国时。他特别清醒地提醒自己的同志们：我们的粮食储备不够，现在肯定不是对叶赫与大明开战的好时机。

他嘲笑那些满腔怒火的人说：按理说，我是当事人，我要是因为愤怒想去打仗，你们都应该劝阻我才对，现在怎么变成我置身事外，你们反倒固执己见呢？努尔哈赤还针对东哥说了一番话，大意是：因为这个女人，哈达部、辉发部、乌拉部都灭亡了，她使各部落不能和睦相处，兵连祸结，达于极点，这样的女人不会活很久的。结果，努尔哈赤一语成谶。东哥嫁到蒙古部族后，仅仅一年真的得病死了。

事实上，努尔哈赤在内心深处是应该感谢东哥的，因为这位女子为他提供了太多发动战争、灭掉其他女真部族的理由。

三年后，当努尔哈赤认为自己准备好了，决定对大明帝国宣战时，在他发布的伐明檄文——《告天七大恨》中，有四条大恨是针对大明帝国支持叶赫部落的。其中，东哥事件被他单独列为一条大恨，申诉给上天，作为他向大明帝国宣战的理由。

努尔哈赤做得真够可以的。

大明万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努尔哈赤正式建立后金国，定赫图阿拉为首都，定年号为天命元年，努尔哈赤成为天命汗，全称是“覆育列国英明汗”。此后，他再也没有改变汗王的称呼。

此时，他早已不是三十三年前的努尔哈赤了。

那时，他的势力范围可能不会超过今天北方一个乡镇，如今，除了受到大明帝国坚决支持的叶赫部落，他已经差不多统一了整个女真民族。他的马鞭挥舞起来，已经可以指向今日中国东北方向的——北起外兴安岭、西到贝加尔湖、东临鄂霍茨克海、南到日本海之间的广大地区，即使对这些地区的控制要到他的儿子皇太极时代才最后完成。

至此，他的确有理由也有资格蔑视身边那个庞然大物了。

大明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已经年届六十岁的努尔哈赤，终于不再对自己的真情实感做任何掩饰——

四月十三日，努尔哈赤发布了著名的《告天七大恨》文告，宣布：大明帝国根本就是女真人所有苦难的根源。这时，假如有人询问努尔哈赤，他一生中最为痛恨的人或事是什么，他一定会毫不犹豫、直截了当地告诉你：大明帝国和那些汉人。

努尔哈赤的这种感情并非全无道理。原因是：帝国政治中的一切权谋智术、阴毒狠辣并不仅仅是针对汉人的，在对付异族时，这些招数使用得可能更加彻底、更加无所顾忌。在那些堂皇官修正史中，谈到对付边疆部族时，“捣巢”、“灭之”、“斩杀”、“犁庭扫穴”之类的字眼几乎比比皆是。由此，仇恨应该不难累积起来。

汉人长期以来，坚定地以天朝上国、上帝宠儿自居的心态，令“奴虏”——努尔哈赤们感受过多少屈辱，似乎也很容易想见。在当时的汉语资料中，就连努尔哈赤的名字，都要写成——奴儿哈赤。这种无聊的心态，确曾是当时帝国臣民中的普遍情状。

从史料中，我们可以知道，努尔哈赤的痛恨之情可不是说说而已。他的核心治国理念是，“诛戮汉人，抚养满洲”。（《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六十四卷）

贯彻这一基本国策的实施细则，则大体可以用两条概括：

其一，以种族灭绝式的屠杀为主，辅之以暴力胁迫其为奴；或者反过来即为其二，以暴力胁迫其为奴为主，以种族灭绝式的屠杀为辅。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情境下，这两种方式被交替使用着。有证据表明，这一治国理念和政策确曾得到过坚定的执行并持续了很久。可能直到努尔哈赤死后，才在他的继任者那里得到改变。

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牛顿力学定律在社会生活中同样适用：有一个作用力，就有一个反作用力，大小相等，方向相反。令人扼腕叹息的是：在其当时，努尔哈赤这种过激反应，大约可以反证他们曾经遭受过痛苦与屈辱的深重程度。

然而，事情的复杂之处在于：当时辽东地区的人口分布，汉族人口约占90％上下，女真、蒙古等部族人口约为10％左右。为了抚养10％的同族人口，屠杀90％的异族，即便是怀有深仇大恨，作为一个政治人物，此种情形都很难被认为是富有胸怀和智慧的表现。若仅仅因为有能力、有实力杀人，或者叫富有军事才华，便要被颂扬为“伟大”或“雄才大略”的话，这种赞美甚至这些词汇本身，也就足以令人作呕了。

应用上述史实，已经大体可以知道，为什么努尔哈赤经过如此漫长的时间——三十六年，尚且不能完全统一女真各部，经过四十四年，还无法迈过宁锦防线，进窥山海关了。这样的统一战争，若打起来不艰难、经历的时间不漫长的话，也应该叫没有天理了吧。

知道了上述情形，自然也就不难了解努尔哈赤创建八旗制度的秘密了。

在努尔哈赤时代，女真人主要以渔猎为生，在山林水草肥美之地，各随血亲族党屯寨居行。女真人不论男女都必须参加射猎，只留养育婴孩的妇女留守驻地。其谋生技能与军事技能相一致，生活形态与战争形态相一致，生产条件与战斗条件相一致，遂形成全民皆兵的社会。他们不同部族之间各居一方，彼此间视弱肉强食为常态，不同族群间同类相残时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禁忌或特殊的心理障碍。

女真人行猎时，采用群体围猎的方式，经常以十余人为一个射猎单位。

他们每人出箭一支，各自说明其射猎计划，为众人所赞成者，就被推举出来，负责掌握所有箭矢的分配和使用，成为该团体的指挥者。其余人必须服从调度，不许离队越伍擅自行动，否则指挥者有权力将其处死。女真语称此小组为“牛录”，据说是“箭”的意思；称众人推举的指挥者为“额真”，意思是“头儿”、“主子”。射猎结束后，猎获物按照大家的表现集体分配。牛录遂成为血亲族党部落的基本射猎单位，既适用于针对大自然的战争，也适用于针对人类的战争。

每年秋季，野兽即将过冬而最为肥美之际，人们将进行一次大规模围猎，部落中所有牛录均须参加。届时，每牛录各出箭一支，选出一个大“牛录额真”，为此次大猎之总指挥。女真语称此大牛录额真为“甲喇额真”。围猎结束后，所有猎获物按照参加围猎的牛录数量平均分配。

努尔哈赤的八旗制度，其组织、协调、指挥、管理、后勤保障、训练、战利品分配等等原则，差不多都是由此脱胎而来。

大明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随着战争和军队规模的扩大，努尔哈赤将此“牛录”与“甲喇”正规化为军事制度，规定三百人为一个牛录，五个牛录即一千五百人为一个甲喇，五个甲喇即七千五百人为一个固山，每个固山用一种颜色的旗帜作为标识。这时，努尔哈赤共编成四个固山，分别使用红、黄、蓝、白四种旗帜，于是，固山就在汉语中翻译成了旗。此时，努尔哈赤拥有大约三万兵马。

十四年后，即大明万历四十三年，应军事发展之需要，努尔哈赤将四旗扩编为八旗，增加了镶红、镶黄、镶蓝、镶白四旗，八旗遂成定制。由此推算，当时，八旗部队的编制大约为六万人马。上述八旗旗主全部由努尔哈赤的儿子、侄子和孙子出任并世袭，早期跟随努尔哈赤起兵并发挥过重大作用的元勋们，或者陆续死去，或者被边缘化。

八旗组织不单纯是军事组织，同时也是政治组织、经济组织、司法组织、民政组织等等，举凡财富分配、司法审判与裁决、社会生活及其组织动员也全部完成于八旗体制之中。于是，有研究者认为，八旗制度根本就是努尔哈赤确定的一种“国体”。

在努尔哈赤的主导下，女真人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社会生活等等全靠军事维持，整个社会最重要的活动就是战争和抢掠，经济与财富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战场上的收获。

努尔哈赤的聪明之处在于：他将行围渔猎的牛录制度，催生为军政合一的八旗制度；再用八旗制度，将行围渔猎的女真社会组织成大型军事集团。从而使女真人被转型、组织成了一个完全军事化的社会集团，或者叫完全社会化的军事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