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海民中短篇小说合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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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3章 早晨,我遇到的第一个人 小说

匆匆地告别了童年、告别了少年、告别了青年、告别了理想和追求,告别了……应该告别的一切。可怕呀,人到中年,一切都变得那么惆怅、那么悲伤,那么……唉!

我们是最后一批回到城里的知青,这里,曾经留下我们童年时期的梦,这里,有我们熟悉的学校、熟悉的商场、熟悉的公园、熟悉的马路,熟悉的赖以生存的……家。但是,人却陌生。那一张张面孔显得呆板,那一双双眼神流露出轻蔑。得势者、趾高气扬,脱俗者、无所事事。有人学会了实惠,千方百计投机钻营,有人磨秃了棱角,像小市民那样得过且过。而我们——却被所有的眼睛瞧不起。我们像一批劣质产品一样,被“处理”到小吃部、小理发店、小商店,有人卖起了冰棍,有人当了清洁工。我算个幸运者,在郊区文化馆当了个图书管理员。

电灯把我的身影映在墙上,一只苍蝇正好停在鼻尖上,我不动,它也不动。一种莫名其妙的彷徨袭来,内心里无可比拟的惆怅。我们——已经耗尽了全部青春,难道还要耗尽全部生命?奋起吧,目标在哪里?苦恼伴随着我们,形影不离。

早晨,我揉着发涩的眼睛去上班,看见檐前的柱子上,靠着一个修长的身影,一绺头发罩住脸颊,低着头,裸露着皙白的脖颈,一双手捧着一本书,聚精会神地读。那样专心致志,让人不由肃然起敬。已经记不起多少天了,那个残疾女孩总是第一个来到图书馆门前,等待图书馆开门,然后用拐杖支撑着那只有一条腿的身体,挪到报架子后边的一个角落,在书海里救赎自己,一连几个小时不见动身。

开始时我不甚注意,虽然常常怨天尤人,但是不会为了一个目标而奋不顾身,况且目的朦胧,不知道路在哪里?时间一长我便不由得好奇,这姑娘在学什么?是为自己开辟道路,还是追求大学生的校徽?报架子背后的那个角落,隐藏着一个神秘的灵魂。

下班了,我锁了图书馆的门,开始打扫卫生。突然,在报架子的后边,我发现了她。显然,她累了,头枕着胳膊,酣然入梦,眼角上已经叠起了皱褶,旁边,放着一家刊物的退稿信:薛芳同志,来稿已阅,经研究不拟刊用……

说不上是吃惊、钦佩、还是同情、怜悯,我手拿着扫帚,木然而立。那空了半截的裤腿,那靠在报架子上的拐杖,仿佛在向我讲述着她那不寻常的经历。街上的女孩大都非常开放地穿起了时髦的服饰,而她却还是一身带着某种象征的草绿色军装。奋斗是艰苦的,失败是痛苦的。我没有惊动她,让她做梦吧,也许在梦里,姑娘能觅回失去的东西。

姑娘醒了,慢慢地睁开了迷茫的眼睛:“下班了?”她好像问我,又好像自问。突然,她惊慌起来,伸手拿起拐杖,支撑起残缺的躯体,内疚地低下了头,向我道歉:“对不起,我……”

她走了,用拐杖敲击着路面,一步一个脚印——一步只留下一个脚印……我盯着她的背影久久地看,说不上什么感觉,一幅固态的影像在心田里定格。

也不全是为了好奇,我开始打探姑娘的经历。

有人告诉我,薛芳的爸爸是一个报社编辑,有人告诉我,公社书记的儿子开拖拉机轧断了姑娘的腿,可是,法庭却判决肇事者无罪。有人告诉我,薛芳回到城市以后,因为是个残废,没有一个单位愿意要她,至今仍然待业。

星期天,图书馆中午不休息。

开始时因为好奇,我老想窥探报架子后边的秘密,装着无意走过去,看见姑娘一边低头看书一边啃着手里的烧饼,旁边放着字典,放着翻开的笔记本钢笔,看样子姑娘一边看书一边做着记录。说不上是什么感觉,我们这一代人初中没有毕业就去“广阔天地练红心”。多少年以后重新回到城市,却发觉时代欺骗了我们……完全是一种下意识,我给姑娘面前放了一杯开水,她看了我一眼,嘴角动了一下,我没有听清,眼神却流露出感激。

我的灵魂得到了暂时的满足。

也许是同病相怜,也许是出于好感,一开始非常朦胧,意识里没有目的,只是想为姑娘做一点什么,借以拯救自己枯竭的灵魂。记得又是一个星期天,我特意从隔壁餐馆里要了两份便餐,一份自己吃,一份送给姑娘。

姑娘脸上的惊诧转瞬即逝,脸颊由于激动而变得通红:“对不起,我不需要。”

没来由尴尬。真想把自己脑袋砸个坑,好人叔叔不是人人都会当。

我调侃道:“姑娘,这不是糖衣炮弹,我只是对你表示尊敬。我想我们之间不需要豪言壮语,虽然成功和失败的机会对等,但是奋斗过了,就不用后悔。”

看得出姑娘也为自己的唐突而刻意弥补:“谢谢你,我早晨从家走时吃饱了。”

我转身离开,我担心自己失态。什么滋味都有,被人误解的感觉真难受!下班了,我仍然坐着没动,看见姑娘拄着拐杖从自己面前走过去,没来由朝姑娘身后唾了一口。转过身打扫图书馆,发觉我为姑娘买的午餐被姑娘吃完了,餐盒下压着一张纸条:“谢谢你的免费午餐。”

每天的日子都很平庸,每天都不尽相同。那天,姑娘脱下了一直穿在身上的草绿色军装,换了一件咖啡色的外套,我不由得眼前一亮,看姑娘一下子蜕变得娴静而高雅,姑娘从随身带的挎包里掏出一把喜糖,兴奋地告诉我,她的爸爸回来了,被重新安排到报社工作。

确实应该庆贺。爸爸的返回无疑为姑娘开拓了一条路子,最大的可能就是将会改变姑娘的命运。我说,言不由衷:“那你的苦日子也应该熬到头了。”

看得出姑娘有些失望,她想得到我由衷地祝贺。姑娘叹息了一声,说:“想不到你也这么……庸俗。”

我的确庸俗。岁月已经磨秃了我的理想和抱负,这阵子说什么都不现实,比别人过得好点才是唯一。我说,带着一种调侃:“是的,我很庸俗。理想和现实总有一些距离,我不知道自己应该怎样努力,拳头伸出去找不到目的。”

姑娘莞尔一笑,说了声对不起,她不指望爸爸能为她做点什么,她想为自己争得一方天地。

有人要借书,我们的谈话终止。姑娘又回到她报架子后边的座位,寻找属于自己的真谛。薛芳的爸爸基本上跟我没有任何关系,我却无辜落下“庸俗”这个称谓,我不想再搭理姑娘,我们只是路人,这个女人心太高,没有必要为她浪费感情。

后来,据说薛芳的爸爸通过组织为薛芳谋得一份工作,可是姑娘不去,薛芳要靠自己的努力证明自己。

这女人太傻,现今社会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已经织成网,多少人为了一己私利而上蹿下跳,放下现成的工作不去做,谁肯承认你的努力?

不过,心的一隅还是对姑娘有点敬意,人有时非常矛盾,总想窥探姑娘内心的秘密,不为什么,我还没有那么高尚,不会也不想把自己的命运跟一个残疾姑娘联系在一起。

机会终于在等待中来临。下雨了,姑娘撑着拐杖,倚门而立,眼神里,一片焦虑。

图书馆里静悄悄,只剩下我们俩,我们都能够听到对方的呼吸,门外,风声雨声,风雨声声,看样子没有停下来的意思。如果她有一个健康的躯体,说不定会冒雨离去,整个城市变成一个大的建筑工地,道路泥泞,一个残疾人无法走完图书馆到家的路程。我说,语调尽量平稳:“坐下吧,等雨小点,我送你回去。”

姑娘在我面前坐下了,谁也不愿打破这难耐的寂寞。终于,还是我有点忍俊不禁,最先开了口:“听说,组织已经为你安排了一份工作,人应该现实一点,先有饭碗,然后再考虑发展。”

“唉——”薛芳哀叹一声,说:“那是一个缝纫合作社,计件工资,我没有当过裁缝,所以——”

是这么回事,我释然。我们从农村回到城市以后,被当作废品乱扔,根本不会考虑个人特长和爱好,缝纫社里全是妈妈级的人物,好像不太适宜一个残疾少女。

“我看你的目标是想当一个作家……”这句话有点冒失,人家想干啥用不着你关心。

姑娘低下头,不知道为什么对我敞开心扉。跳皮筋、丢手帕,高唱“我们新中国的儿童……”向妈妈要两毛钱,交给老师:“这是我从路上捡来的。”于是,得到了老师的夸奖。

爱虚荣是一个少年学子与生俱来的缺陷,那样的事情我也做过。星期天几个学生一起去给烈属大娘打扫卫生,偷吃了大娘晒干的瓜子,本来是一件小事,不足挂齿。结果回来写作文,我竟然把偷吃南瓜子上纲上线。有趣的是,老师竟然把这篇作文当作范文,在课堂上宣读。

“其实我们幼小的心灵已经被社会风气熏染。爸爸是一个报社编辑。”

“那一年,我刚上小学五年级,就被迫辍学,我们被送到遥远的农村,那里没有学校,村里没有人会写对联,过年农民把红纸贴到门框两边,农民们生病以后,求神算卦,好多人无端地葬送了性命。”

我的爸爸又升官了,我被送到重点学校读书,放学时,有小车接我。

“后来,爸爸送我到公社念书,来回三十里山路,我不怕苦。念完小学六年级,妈妈不让我上学了,因为念中学要去县城,家里供养不起。从此,我就整天拾猪草,洗锅刷碗。”

“妈妈死了,弟弟刚能劳动就被派往水利工地,爸爸白天上地干活,我代替了妈妈的角色,完全成为一个家庭妇女,做饭、喂猪,还要下地干活挣工分。”

——我的爸爸也不那么幸运,没人理解他的忠诚。……那时,我也去农村插队,开始了漫长的,枯燥无味的知青生活。

……我们的故事里添加了太多的悲情,尽管情节不尽相同。殊途同归,我们被冠以一个新鲜的头衔:返城知青。岁月不饶人,我们都迈进了三十岁的门槛。

“我没有资格上大学,回城后我苦苦思索着自己生活的道路。属于我选择的道路已经不多,于是我就搞起了创作。可是,这点可怜的文化底子整得我够苦,我一边学文化,一边尝试着写点什么。虽然,成功的希望渺茫,但这是唯一,我没有办法。”

屋子渐渐暗下去了,我拉亮了电灯。她站起来,脸颊通红,有点仓皇地说道:“我该走了。”

我俩共同走出屋外,天晴了,西边天上的最后一道彩虹逐渐隐去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为自己而惭愧。

从此后,我谢绝了所有无谓的应酬,开始了自我救赎。几个月以后,我考上了一所名牌大学。

记得我离开这座城市的前一天,我找过薛芳,那阵子,姑娘已经被安排到郊县的宣传部工作。好像没有过多的寒暄,只是临走时,我把一张纸条压在薛芳办公桌的玻璃板下:“薛芳,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愿意承担做丈夫的责任。”

(75岁了,我们经历了共和国发展阶段的所有时期,不知道能不能过关,还有三十多斤重的手写稿件,慢慢整理。)

写作年月:1980年左右,2022年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