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禁烟运动

禁烟运动，是由以英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向中国大量走私鸦片引起的。

鸦片俗名大烟，是用罂粟的汁液制成的，自古充作药用，可使人忘忧多眠，安神止痛，而由于它含有大量使人麻醉的毒素，吸食上瘾，又会使人慢慢骨瘦如柴，精神萎靡，如同废人，直至死亡。罂粟产于南欧和小亚细亚，中世纪时传入阿拉伯。我国之鸦片、阿片、阿扁等名，即拉丁语Opium之译音；阿芙蓉、亚荣、合浦融等名，即阿拉伯语Afyun之译音。唐朝时，罂粟始由阿拉伯人传入中国。不过，迄明初，罂粟均为药剂或补品。自明朝中叶以后，随着西方殖民国家的入侵，作为其资本原始积累的一部分，鸦片这种毒品才在中国逐渐泛滥起来。明正德九年（1514）葡萄牙殖民者首先入侵中国，且于嘉靖三十六年（1557），窃据澳门。从此，他们便由其在印度的侵占地卧亚（今果阿）、达曼贩运鸦片来华。明万历十七年（1589），《陆饷货物税则例》中，已明文规定鸦片按进口药材纳税，“每十斤税银二钱，是为中国征税之始”①。荷兰人于天启四年（1624）起强占台湾达四十年之久。在此期间，他们将爪哇吸食鸦片之法传入台湾，复由台湾传入漳州、泉州、厦门。这就为鸦片大量输入创造了条件。清康熙帝统治后期，英国开始向中国输入鸦片。乾隆二十二年（1757），英国占领印度鸦片产地孟加拉。英印当局鉴于鸦片贸易可获取高额利润，在乾隆三十八年确定了鸦片政策，给予英国东印度公司以鸦片专卖权；嘉庆二年（1797），又给予东印度公司以制造鸦片的特权。东印度公司利用这些特权强迫和用贷款引诱印度农民种植罂粟，然后按预先规定的价格卖给官方专卖局。专卖局加工制成后，在市场上公开拍卖给商人，偷运进中国。从此，输华鸦片数量迅猛增长。据统计，雍正七年（1729）以前，每年输华鸦片不超过200箱。其后逐年增多，至乾隆三十二年（1767）增至1000箱。以后有加无减。从嘉庆五年至二十五年（1800～1820）的二十年间，平均每年输入鸦片在4000箱以上。道光元年至四年（1821～1824），每年平均输入7889箱；道光五年至九年（1825～1829），每年平均输入12576箱；道光十年至十四年（1830～1834），每年平均输入20331箱；道光十五年至十八年（1835～1838），每年平均输入35445箱；道光十八年至十九年（1838～1839），输入达40200箱。这时，向中国走私鸦片的国家除英国外，还有美国和俄国。

面对鸦片的泛滥，清政府不得不采取对策。雍正七年（1729），清廷首次颁布禁烟诏令，规定对贩运鸦片烟者，“枷号一月，发近边充军”；对私开鸦片烟馆者，“拟绞监候”；对失察之文武各官，“均交部严加议处”②。但此次诏书，未涉及吸食者，也未禁止入口，海关则例在药材项下仍订有鸦片税银，因而为殖民者对华的鸦片输入留下一个大漏洞。乾隆年间，又曾发布禁令，毫无效果。嘉庆元年（1796）再颁禁令，停止征收鸦片税，禁止鸦片输入。以后又三令五申，严禁鸦片的输入、贩卖、种植和吸食。鸦片贸易完全成为非法。但英国决不放弃鸦片贸易，不能公开贩卖，就改为走私。他们通过卑鄙的贿赂手段，将鸦片的囤储地点改在澳门，然后用船载往黄浦，不再上岸，就在船边私售。而清政府的“缉私巡船”由于受到贿赂，对鸦片走私则予以包庇。道光元年（1821），清政府重申禁令，不许在澳门、黄浦囤放和贩卖鸦片。英国鸦片贩子便在珠江口外的伶仃洋建立走私据点，在伶仃岛停泊固定的“趸船”，存放外洋运来的鸦片，并由兵船加以保护。他们又勾引广州的土棍，以开设其他店铺为名，暗中包售鸦片，称为“大窑口”。中国鸦片贩子到大窑口看过样品，然后交款，得到大窑口的提货单，到趸船提贷。提出的鸦片专门有包办武装走私的快船运到各地，这种船名为“快蟹”或“扒龙”。鸦片运到内地以后，又由该地的衙门吏胥、军官、土棍等开设“小窑口”，售卖到各城乡市镇。道光十四年（1834）英国政府取消了东印度公司的对华贸易垄断权，而由英国外交部直接派出驻华商务监督，指挥对华“贸易”，鸦片走私愈益猖獗起来。

随着烟毒的泛滥，它所造成的社会危机也日益严重。据道光十五年（1835）的估计，全国吸食鸦片的人数在200万以上，流行地区已从沿海地区扩大到内地十几省。鸦片吸食者中有贵族、官僚、地主、商人、衙役、士兵、游民、乞丐等各种人，而绝大部分是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的依附者。他们为吸食鸦片而消耗的大量钱财，完全转嫁到劳动人民身上，使本已十分沉重的封建剥削更加沉重。尤为严重的是，烟毒泛滥造成大量白银外流，引起银贵钱贱，又直接威胁到劳动人民的生活。有些地区过去的银钱比价，白银一两换铜钱1000文左右，道光十年（1830）涨到1300多文，道光十六年（1838）竟涨到1600多文。同一时期内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并没有变动。农民和手工业者仅有的少量产品零星出售，只能换回铜钱。他们在缴纳各种捐税时却要折合成银两，从前交钱1000文可以抵银一两，而现在却要交1600多文。白银外流愈多，劳动人民生活愈益恶化。同时，鸦片泛滥也造成了清王朝的严重危机。白银外流，造成本已十分困难的财政更加困难；本已十分腐朽的清王朝，经此黑色毒雾的腐蚀，贪风更盛，吏治更坏；兵丁吸食鸦片，使军队失去战斗力。总之，烟毒泛滥已造成深刻的民族灾难。

林则徐虎门销烟鸦片泛滥所造成的严重危害，不能不进一步引起统治阶级的重视。道光十三年（1833）以后，针对鸦片输入的迅猛增加，白银大量外流，广州一些劣绅开始倡言鸦片弛禁。道光十六年（1836），太常寺卿许乃济上奏《鸦片烟例禁愈严流弊愈大亟请变通办理折》，提出：严禁不仅产生不少流弊，并且例禁愈严流弊愈大；停止贸易，下令闭关，也是不可能的；因此惟一的办法是弛禁。弛禁分三方面：第一，准令外商输入鸦片，照药材纳税，政府由此可增加收入；鸦片进口后，“只准以货易货，不得用银购买”，可避免白银外流。第二，准许内地种植罂粟，则“内地之种日多，夷人之利日减，迨至无利可牟，外洋之来者自不禁而绝”，且内地种植“无碍于地方，而大有益于农夫”。第三，禁官不禁民。只禁止官员、士大夫和兵丁吸食鸦片，“愚贱无职事之流”则听其自便③。按照这套主张，对鸦片走私实际是开禁。因此，它立即遭到了多数大臣的反对。道光十八年闰四月十日（1838年6月2日），鸿胪寺卿黄爵滋向道光皇帝上《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折》，从国家的财政观点着眼，详细申述了鸦片大量输入，白银外流，银贵钱贱的严重祸害，尖锐地指出：“若再三数年间，银价愈贵。奏销如何能办？税苛如何能清？设有不测之用，如何能支？”他提出一个“重治吸食”的严禁方案，主张吸鸦片的人，必须在一年内戒绝，过期不戒者，普通百姓处死刑，官吏则罪加一等，本人处死，其子孙不准参加科举考试。为不使漏网，又提出五家邻右互保，举发者给奖，包庇者治罪。这篇奏折在统治阶级中引起强烈反响，道光帝将此折发交盛京、吉林、黑龙江将军及各省督抚议论回奏。不久朝廷收到29份遵旨议复的奏折，其中除贵州巡抚贺长龄看法特殊外，其余督抚大员都认为当时“内地银价之昂贵，由于纹银之出洋，而纹银之出洋，由于鸦片之流毒”④。因此都同意严禁鸦片。但在如何更有效地禁绝鸦片的政策措施及在打击重点等方面，意见又有不同。有的全力支持或基本同意黄爵滋的意见，有的主张塞漏赔本，首应严惩贩烟和开烟馆人贩，有的主张应严禁烟船入口及查逐趸船，有的主张首应严海口之禁、次加商贩开馆之罪，有的主张必先重惩海口接引奸商，有的主张必须先严惩官吏中的吸烟人贩等等。这些不同意见，实际是对黄爵滋禁烟主张的补充和修正，均为清政府禁烟政策的确定提供了根据。

在各省督抚讨论的基础上，严厉禁烟开始付诸实践且逐渐成为一场运动。道光十八年七月至十九年一月（1838年9月至1839年3月），湖北、湖南、江苏、广西、贵州、浙江、河南、山西、盛京、直隶等省，纷纷上报查获烟土、吸食人犯和铲除罂粟秧苗。湖南、湖北短期内收缴烟枪4700余杆，大沽口一次即拿获烟土131000余两。道光十八年十月二十六日（1838年12月12日），广州地方当局决定在外国商人居住的洋馆附近广场处决一名中国贩烟罪犯。英、美等国暴徒竟横蛮干涉，捣毁刑场，气焰十分嚣张。群众闻讯立刻从四面八方赶来，顷刻间，上万人不约而集，占据广场，围住洋馆，用砖瓦石块还击外国暴徒的袭击。群众痛恨外国侵略者的海盗行为和要求严厉禁止鸦片的愤怒情绪积压已久，这时齐爆发出来。在广泛禁烟斗争的推动下，道光皇帝坚定了禁烟的信心。道光十八年九月（1838年10月），道光帝下令各省认真查禁鸦片，将首先奏请弛禁的许乃济降级、勒令休致，表示对鸦片流毒“深加痛恨，必欲净绝根株，毋贻远患”⑤，命湖广总督林则徐来京陛见，特赐紫禁城内骑马、乘肩舆；八天内连续召见八次，并于道光十八年十一月十五日（12月31日）任命林为钦差大臣，节制广东水师，前往广东查办禁烟事宜。

林则徐（1785～1850），字元抚，又字少穆，福建侯官（今福州）人，曾任浙江道员、江苏巡抚。他为官清廉，办事认真，具有爱国思想。道光十七年一月十二日（1837年2月26日）任湖广总督。在此任上，他雷厉风行，在武昌、汉口等处设禁烟局，大张晓谕，严禁鸦片，并捐出自己的俸给配制断烟药丸，广为散发；督率部下收缴烟土、烟膏、烟枪、烟斗。短期内在武汉三镇拿获及收缴烟土、烟膏12000余两，烟枪烟斗共2000余杆，在湖南收缴2300余杆，禁烟收到显著成效。他支持黄爵滋的主张，痛切指出：鸦片“流毒于天下，为害其巨，法当从严。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⑥。此番言论，对禁烟产生重大影响。

道光十九年一月二十五日（1839年3月10日），林则徐到达广州。他在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的支持下，采取了有力的禁烟措施。首先，他明查暗访，掌握贩卖与吸食鸦片的内幕；并派人刺探西事，翻译西书，又购其新闻纸，深入了解西方情况。第二，向外商发出通令：限三日内交出全部鸦片，并出具甘结，声明“嗣后来船永不敢夹带鸦片，如有带来，一经查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情甘服罪。”他表示决心说：“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⑦第三，整顿防务。他下令加固海防工事，添置炮台、炮位，购买西洋大炮，布防珠江口附近；在珠江口设置木排铁链，以防敌人入侵。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他在加紧操练水陆官兵的同时，认为“民心可用”，把沿海居民、渔户分别组成乡勇、水勇，公开号召民众，如果英国兵船进入内河，“许以人人持刀痛杀”。在林则徐的主持下，广东禁烟运动进入高潮。

英国资产阶级不甘心利源被断绝。英国政府代表、驻华商务监督义律，竭力破坏中国的禁烟运动。他指使英商拒绝交出鸦片和出具甘结，命英国商船驶离广州，策划大鸦片贩子颠地逃跑，甚至进行战争恫吓。林则徐针锋相对，果断地下令停止中英贸易，断绝鸦片趸船与洋馆的交通，并派兵包围洋馆，撤出在洋馆的中国雇员。义律看到阻止缴烟的计划无法实现，便又玩弄新的阴谋，企图利用缴烟挑起中英冲突，他以英国政府代表的身份，命令英商缴烟，并劝美商一起缴烟，声称烟价统由英国政府赔偿。义律的目的，显然是为英国发动战争制造借口。在中国人民禁烟斗争的压力下，四月上旬（5月下旬）英美鸦片贩子被迫缴出鸦片两万多箱（实为19187箱又2119袋）其中1500余箱是美国烟贩缴出的，共计二百三十七万多斤。

道光十九年四月二十二日至五月十三日（6月3日～6月23日），林则徐将收缴的鸦片在虎门海滩全部销毁。销烟的办法是，在海滩高处，挖成两个十五丈见方的池子，周围树栅，前设涵洞，后通水沟。先将海水灌入池中，然后投入鸦片，浸泡半日，再投入生石灰，顷刻汤沸，不炊自燃。至退潮时，启开涵洞，随潮冲入大海。各地群众怀着胜利和喜悦的心情，前来观看销烟壮举，有些外国人也前来参观，并“摘帽敛手”，对林则徐销烟的举动表示钦佩。

虎门销烟，是中国人民禁烟斗争的伟大胜利。它给英国侵略者以沉重打击，向全世界表明了中国人民反抗外国侵略的坚强意志。

注释

①即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神州国光社，1954年版，第6册，第140页。

②《鸦片战争》第6册，第139页。

③《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1册，第1、5页。

④《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1册，第52页。

⑤《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1册，第125页。

⑥《鸦片战争》第2册，第142页。

⑦《鸦片战争》第2册，第2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