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 明宣宗——宣德皇帝朱瞻基(1)
明宣宗朱瞻基是明朝历史上第五位皇帝，是明仁宗朱高炽的嫡长子，明成祖永乐九年（公元1411年），被立为皇太孙，确立了储君地位。
宣宗朱瞻基朝文有“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浦）、蹇义、夏原吉；武有英国公张辅，地方上又有于谦、周忱这样的巡抚，真是人才济济，这使得当时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百姓安居乐业，经济得到空前的发展，出现了继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之后的著名的“仁宣之治”的盛世局面，这也是明朝二百七十余年间的极盛时期。
明宣宗宣德十年（公元1435年）正月，朱瞻基染上不明之症，病危之时命左右起草遗诏，由太子朱祁镇继位，所有军国大事均须禀告太后方能决定。不久，朱瞻基死于乾德宫。
虽然明成祖朱棣曾经预言朱瞻基是个“太平天子”，但他从小就喜欢斗蟋蟀（促织）。因此，朱瞻基又被称为“促织天子”、“促织皇帝”。尽管朱瞻基在位仅有十年时间，但他却是明朝历史上著名的守成之君，他以自己的德政和治道将明朝推向了“仁宣之治”的黄金时期，值得后人追记。
皇帝个人档案
促织天子——明章皇帝朱瞻基
姓名：朱瞻基，庙号：宣宗
本名：朱瞻基，年号：宣德
生肖：虎，陵寝：景陵（今北京十三陵）
职业：皇太孙——太子——皇帝，祖籍：今江苏句容
生日：明太祖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二月初九日，出生地：北京
死亡时间：明宣宗宣德十年（公元1435年），当皇帝机遇：以嫡长子身份继承皇位
寿命：38岁，父亲：朱高炽
身高：不详，母亲：张皇后
体重：不详，配偶：胡皇后、孙皇后及三宫、六院众多妃子
学历：皇室教育，初婚年龄：20岁
性格特点：洒脱不拘，子女：2子，2女
谥号：章皇帝，继承人：儿子朱祁镇
武功
平定叔父叛乱
明仁宗洪熙元年（公元1425年）五月，明仁宗朱高炽病逝。朱瞻基以29岁的年龄即皇帝位，正值壮年，精力充沛，又有一定的治国经验，且可以不用像他的父亲那样在太子的位置上苦苦等待20年之久，真可谓恰得其时。
朱高煦在被成祖朱棣安排到乐安之后，并没有改过自新，而是等待时机，准备随时发难。当仁宗突然病逝之时，朱瞻基正在南京，得知消息后日夜兼程直趋北京。据说，朱高煦在南京至北京的必经之路上埋伏人马，准备将朱瞻基半路劫杀。只是因事出仓促，阴谋没有成功，朱瞻基神速赶到北京，登基为帝，改年号为宣德，开始了他的帝王生涯。
朱瞻基即位后，深知两位皇叔久蓄异志，加强了对两位皇叔的防范，但没有采取强硬的行动，反而重加赏赐，以礼相待。
朱瞻基的皇叔朱高煦更加积极谋夺皇位。转年（公元1426年，即宣德元年）正月，朱高煦以献元宵灯为名，派人窥伺朝廷武备。其实，朱高煦的反谋未尝有一日忘怀。接着，朱高煦向明宣宗索要骆驼，侄子皇帝与之四十；索要马匹，侄子皇帝与之一百二十；索要袍服，侄子皇帝又与之。
朱高煦认为少主新立，软弱可欺，于是经过精心的准备后，朱高煦也像他的父亲一样扯起了“清君侧”的大旗。
朱高煦暗约驻守济南的山东都指挥靳荣到时献城为应，又授指挥王斌、朱煊等人为太师、都督等官职，命其世子朱瞻垣居守。另外，朱高煦让四个儿子各监一军，他自己率中军，准备举兵进攻北京。
起兵前，朱高煦自作聪明，派遣其属下枚青入京，约英国公张辅为内应。张辅是朱棣“靖难”第一功臣张玉的儿子，闻言，连夜就把枚青绑起送入宫内。即使事已至此，明宣宗朱瞻基仍派中官侯太带自己亲笔信至乐安“晓谕”这位皇叔。
侯太到乐安后，朱高煦陈兵相见，南面高坐，也不拜领皇敕，令皇使侯太跪于阶下，大言道：“我何负朝廷哉！靖难之战，非我死力，燕之为燕，未可知也。太宗（朱棣）信谗，削我护卫，徒我乐安；仁宗（朱高炽）徒以金帛铒我。今又辄云祖宗故事，我岂能郁郁无动作！……速报上，缚奸臣来，徐议吾所欲。”语气语态，与当初朱棣反建文帝时几乎同出一辙。
太监侯太是个胆小鬼，怕汉王杀掉自己，伏地惟惟。
回京后，明宣宗朱瞻基问侯太，汉王说些什么，侯太回答说：“汉王无所言”。随行护卫的锦衣卫乃有特务任务，向皇帝俱陈所见。明宣宗大怒，对侯太说：“事定必治汝！”
为了给自己造反制造论据和做铺垫，汉王朱高煦派人上疏朝廷众官，指斥明宣宗违背洪武、永乐旧制，与文臣诰敕封赠以及南巡诸事，公然宣扬朝廷罪过。同时，朱高煦又斥责夏原吉等几个大臣擅权为奸，要求皇上交出几个人给自己杀掉。同时，朱高煦私下写信给诸位公侯重臣，骄言巧诋，污蔑明宣宗违祖制等事。
至此，明宣宗叹道：“高煦果反！”
这又是一场叔侄之间争夺皇位的战争，只是这次与朱棣的靖难之役在过程和结果上有很大的不同。
面对如何平定朱高煦的叛乱，朝廷意见不一，明宣宗朱瞻基集朝臣商议。本来，明廷要派阳武侯薛禄率兵讨伐，大学士杨荣以建文帝时李景隆为戒，劝帝亲征。大臣夏原吉也表示：“臣见高煦命将而色变，退语臣等而泣，知其无能为也。且兵贵神速，宜一鼓而平之，所谓先声有夺人之心也。”
英国公张辅自告奋勇，想自请两万兵前往平定朱高煦。
明宣宗表示：“爱卿您确实能击败叛贼。但朕新即帝位，保不准有小人怀有二心，亲征之事就这样决定了吧。”
明宣宗朱瞻基虽年纪轻轻，却属少年老成英明果决之主。明宣宣德元年（公元1426年）秋八月，经过周密布置，祭过天地宗庙社稷山川百神之后，朱瞻基亲率大营五军将士出征。
行至杨村，明宣宗在马上询问左右群臣：“众卿认为高煦计将安出？”
有人说“乐安城小，贼军必先取济南为大本营”；又有人说朱高煦先前一直逗留南京，此次造反一定会引兵南去。
明宣宗听毕摇头，说出自己的看法：“不然。济南虽近，未易攻取；闻朕大军将至，亦无暇攻取。高煦护卫军多家在乐安，不会弃家往南京方向征战。高煦外似诡诈，内实怯懦，临事狐疑，辗转无断。今其敢反，轻朕年少新立，众心未附。又以为朕不能亲征。今闻朕亲行，已经胆裂，其敢出战乎！至即擒矣。”
如此名正言顺，加上皇帝亲征，明宣宗仍在路上遣使向朱高煦传达诏旨，谕以逆顺祸福。年青的皇帝英畅神武，词旨明壮。如此，明朝六军气盛，斗志昂扬，龙旗金鼓，千里不绝。
初登大宝的宣宗显示出了与太祖、成祖相似的英武气概，采纳了杨荣、夏原吉的建议，亲征朱高煦。在声势上一下子就压倒了叛军，皇帝亲征的消息极大地鼓舞了六军将士，使民心迅速安定下来，动荡的局势有所缓和。而朱高煦显然没有料到年轻的皇帝竟然会亲征，信心大失，失去了举兵之初的勇气。以前同意与朱高煦共同起兵的几路兵马也都按兵不动，明军很快就包围了乐安城。
果然不出朱瞻基所料。朱高煦色厉内荏，心虚胆怯，加之看到众叛亲离，军无斗志，只得在乐安束手待毙。宣宗令平叛大军将乐安四面包围，皇帝属下诸将请即攻城，朱瞻基不许。明宣宗依然敕谕朱高煦，要他主动投降，朱高煦不报。宣宗皇帝复遣敕谕之曰：“前敕谕尔备矣。朕言不再，尔其审图之。”
下了最后通牒后，明宣宗派人以箭缚“招降归正”敕书于城内，对城中人民告以福祸逆顺。由此，城中人不少人想缚执朱高煦来献。
在内殿徘徊思虑大半天，朱高煦只得秘密派人哀求明宣宗宽限一天，表示让侄子给自己一点时间。“今夕与妻子别，明旦出归罪。”
明宣宗朱瞻基答应。
当夜，朱高煦把多年私造的兵器和与众人往来密谋造反的文书信札，全部付之一炬，销毁罪状，“城中通夕火光烛天”。
转天，朱高煦要出城投降，其将王斌很有血性，劝他说：“宁一战而死！就擒，辱矣！”
朱高煦以城小为辞，从地道偷偷溜出城，穿着一身白衣跪伏于侄子面前，顿首自陈：
“臣罪万死万死，生杀惟陛下命！”
明宣宗仁德，没有依刑法对朱高煦“明正典型”，而是把他一家人送至京师，在西安门内新筑宫室软禁虽属软禁，但好吃好喝，饮食衣服之奉，仍旧无改。
班师之后，宣宗皇帝仅仅诛杀逆党王斌等六百余人，胁从者皆不问。
得胜回京后，朱瞻基马上传诏给另外一个皇叔、赵王朱高燧，暗示他交出兵权。朱高燧并没有反抗，乖乖地交出了三卫兵马（当时的亲王都有自己的军队，称做卫）。就这样，明初近半个世纪的藩王问题在宣德朝终于得到了解决。
汉王朱高煦本来也可以保留性命的。宣宗在西安门内辟出囚室，系朱高煦于此。三年后，宣宗朱瞻基带着内侍前去探望。谁知这朱高煦不但不领情，还在皇帝离开时用脚勾了皇帝一下，把明宣宗绊倒了。宣宗大怒，立刻命力士从殿外抬口大铜缸进来，把朱高煦扣闷在里面。
铜缸重300斤。这位汉王身板特好，孔武有力，用脖子还能把缸顶起，晃晃悠悠、晃晃悠悠又朝宣宗朱瞻基逼近。
盛怒之下，明宣宗朱瞻基派人抬来数百斤木炭，堆积于缸上，然后点火燃之。不久，炭烧铜熔，把朱高煦烧成一顿灰烬。
宣宗皇帝余怒未消，下令把朱高煦诸子全部处死。
至此，汉王、赵王的威胁被解除，保证了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定，为明朝平稳顺利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契机。
文治
唯才任用，重视文教
汉王朱高煦的叛乱能够很快被平定，赵王朱高燧的危机得以圆满解决，除了宣宗朱瞻基本身的因素外，还与他所重用的贤臣有很大的关系，他们为“仁宣之治”的缔造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宣德朝的名臣主要有五位：杨士奇、杨荣、杨溥、夏原吉、蹇义，其中前三人合称“三杨”，尤为重要。
杨士奇，江西泰和人，永乐年间入值内阁，为东宫官，多次维护太子朱高炽的皇储地位。仁宗朝时升礼部左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历兵部尚书，仁、宣及英宗朝长期处于内阁首辅地位。
杨荣，福建建安（今建瓯）人，当年成祖入南京准备登基，杨荣迎谒马首说：“殿下先谒陵乎，先即位乎？”朱棣恍然大悟，急忙调转马头去拜谒孝陵。正因为此事，杨荣给成祖朱棣留下的印象极好，多次命杨荣随其北征，规划边务，参决军事，升文渊阁大学士。
杨溥，湖广石首（今属湖北）人，永乐时为太子洗马，因太子遣使迎接成祖迟缓，为汉王所谗，曾被关入天牢10年。
“三杨”都是活跃于永乐、洪熙、宣德、正统四朝的元老，在朝臣中德高望重、声誉卓越，都是股肱之臣。
夏原吉，是明朝著名的理财能手，永乐时期为户部尚书，长期主持政府的财政，成祖五次北征、郑和下西洋、出兵安南、修建北京等重大事件的后勤保障都是由他规划筹措。
蹇义是朱高炽当年东宫的属官，擅长谋划，为人谨慎，办事周详。
宣宗所信用的大臣各有长处，互相补充，“蹇义简重善谋，杨荣明达有为，杨士奇博古守正，而（夏）原吉含弘善断。事涉人才，则多从（蹇）义；事涉军旅，则多从（杨）荣；事涉礼仪制度，则多从（杨）士奇；事涉民社，则多出（夏）原吉”。杨溥是个特殊的人物，性格内向，但操守很好，为众大臣叹服。
几位重臣识大体，顾大局，能以国家大事为重，相互包容，不计较个人恩怨。据记载，杨荣办事果断，敢作敢为，对军务很熟悉，只是不能洁身自好，多次接受边将馈赠的良马。宣宗朱瞻基听说了，向杨士奇询问。杨士奇力赞杨荣通晓军务，是他和众位朝臣所比不上的，不应该因为有这样的小毛病就放弃不用。宣宗笑着告诉他，杨荣曾经在自己面前说他和夏原吉的坏话。杨士奇听后，没有丝毫的怒意，反而对宣宗请求能够像包容他一样包容杨荣。后来杨荣知道了这件事，感觉十分惭愧，对不住杨士奇，便尽释前嫌，相交甚欢。
宣宗对这几位重臣十分信任，对于他们提出的建议总是虚心接纳，君臣之间的关系很是融洽。“当是时，帝励精图治，（杨）士奇等同心辅佐，海内号为治平。帝乃仿古君臣豫游事，每到岁首，赐百官旬休。车驾亦时幸西苑万岁山，诸学士皆从。
明宣宗宣德四年（公元1429年）十月，朱瞻基来到文渊阁，与杨士奇、杨荣、金幼孜、杨溥、李时勉等儒臣谈经说道。他随手翻阅着经史书籍，和儒臣们讨论其中蕴意，进而探讨治国的得失。君臣谈古论今，相谈甚欢。明宣宗朱瞻基兴致盎然，特命御膳房拿来好酒，设御宴款待群臣。席间，他告诫儒臣们，自古想要治理好国家的君主都崇礼重士，你们是辅佐良臣，对于国家政事一定要知无不言。他还赋诗一首，赐给杨士奇等人，有如下诗句：“大经大法古所训，讲论启沃良足娱。朝廷治化重文教，旦暮切磋安可无？”朱瞻基认为读书讨论不但能陶冶性情，还是治理国家的良策。不久，朱瞻基将自己所作的《猗兰操》赐给朝臣，再次告诫朝臣要举荐贤才，只有唯才是举才能治理好国家。朱瞻基在文学艺术上涉猎较广，绘画则以山水、花鸟见长。朱瞻基所绘《戏猿图》、《花下狸奴图》手法细腻，颇见功力。另外，朱瞻基绘有《寿星图》一幅，赐给老臣夏原吉，又有《瓜鼠图轴》等流传于世。
中外交流
帝国皇帝与外国人的交往
朱元璋为达到“万国来朝”的目的，实行“怀柔远人”政策。然而，外国人不是只靠这些空洞的说教就能俯首听命的，他们必须看到实惠，朱元璋也明白这点。所以，他曾吩咐主持外交事务的礼部官员说：“诸蛮夷酋长来朝，涉履山海，动经数万里，彼既慕义来归，则赍予之物宜厚，以示怀柔之意”，即是说“怀柔远人”的具体体现是“厚往薄来”。这种建立在“利”之上的“怀柔”政策确实灵验，海外国家纷纷来贡，而他们是“慕利”而来，在他们看来，只要有利可图，那种无伤大体的“宾服”又何难之有·
朱元璋的后世子孙动辄把“祖训”挂在嘴边，而“怀柔”思想是“祖训”的重要内容。因此，终明一代，“怀柔”思想是其对外政策的基本思想，作为接待外国贡使的会同馆则是这一思想的具体执行者，其职掌办理贡使吃住事务，给予免费。贡使们一踏进中国土地就享受到礼仪之邦带给他们的实惠。到市舶司，吃住玩乐一应消费均由市舶司和地方布政司负责供给，成为地方政府一项庞大开支。
明宣宗宣德元年（公元1426年）春正月，在礼部奏请宴劳外国朝贡使臣时，宣宗皇帝朱瞻基说：“四夷宾服，世所贵也，其使者今不远万里来者，皆有慕于中国，饩廪赐必丰，庶昭朝廷优待之意”。对贡使款待得越好，就越能体现明朝政府“怀柔”思想。据《日本一鉴》记载：“入朝者沿途往还，给支廪粮之外，每人肉半斛，酒半瓶……若至会同馆，该光禄寺支送常例，下程每人日肉半斤，酒半瓶，米一升，蔬菜厨料；若奉钦赐下程，五日一送，每十人羊、鹅、鸡各一只，酒二十六瓶，米五斗，面二十斛八两，果子一斗，烧饼二十个，糖饼二十个，蔬菜厨料若干”。此外，还有茶等饮品，棉被、寒衣等御寒物品。真是吃、喝、穿、住，样样周全。如发现办事官偷工减料，克扣贡使供给，政府则要给予严厉惩罚，如明宣宗宣德五年（公元1430年）二月，“行在光禄寺厨子诉其寺官窃减外夷供给，上命行在刑部刑郎施礼执而罪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