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仰光陷入日本人之手的10天之前，史迪威乘飞机来到印度。菲律宾已经沦陷，爪哇正受到入侵，缅甸战事一败涂地。失去了指挥官的士兵、文职官员、失去军队的前将领、成群结队的逃难者、失散的飞行员，所有这些人在日本人的攻势下都在混乱地撤退，他们挤满了印度的公路、铁路、飞机、街道和旅馆，使它的通讯系统人满为患。

大英帝国名义上的印度和马尼拉防务司令是沙漠战专家韦维尔将军。中国战区的司令官是蒋介石大元帅。缅甸战线就位于这两个战区之间，是中国和西方盟国间的唯一陆上通道。

英国人负责缅甸的防务，但缅甸对于中国人的重要性远远超过其对于英国人的重要性。中国人已将两个军——共计7个师——派往缅甸边界；其中的一个师已入境到达向南400英里的前线。英军由T·J·赫顿中将指挥，他用两个师和一个坦克旅阻挡日本人的推进。英国人和中国人相互厌恶，有时甚至是相互仇视。缅甸人既恨英国人，也恨中国人。

美国对缅甸防务的贡献是100架老式的P-40型飞机以及100余名美国志愿航空大队的飞行员，由陈纳德将军指挥。美国志愿航空大队以寡敌众，打了一场堪称奇迹的战斗，创下了这场战役中盟军的最佳纪录。但他们在数量上处于劣势，没有安全的基地，人员配备又不足，因此只能被迫退却，日本人遂取得了战场和后方的制空权。在同日本人的作战中，没有一名全面负责的高级指挥官，也没有任何一份战略计划。

史迪威尽量缩短在印度的停留。在德里和加尔各答做了短暂停留后，他穿过缅甸，飞往重庆去同蒋介石磋商。

在重庆，史迪威发现中国人十分殷勤、友好，但没有计划。史迪威想立即确切地知道他在中国军队中的权限以及正在制订什么样的战略计划。同蒋介石举行几次会议后，看来他得到了对中国的第五军和第六军的指挥权等不很明确的指令，即要他指挥中国军队穿过缅甸中部去阻敌。史迪威离开重庆奔赴前线，以亲自检验一下他的指挥权限。

下面我们将第一次专门提到几个人的名字，这些名字将在日记中反复出现。这些人包括：

何应钦，中国军队的参谋总长，军政部长。何是一名53岁的军人，圆脸庞、戴着眼镜，他担任蒋介石的参谋总长已有5年，18年来一直是元帅的心腹密友。为其经历增色的并不是他杰出的军事指挥才能，而是他在日常文书工作和军事管理上的才能，这使他成为中国军队管理方面的第一号人物。

商震，中国的军委会办公厅外事局局长，他是一名北方军人，去年春季刚从前线调入军委会。商生性快乐，坦率，酷爱打马球，会一些英语。他负责中国军队和外国军队间的所有联络事务。他是在其后10个月里与史迪威有密切工作关系的中国人之一。

克拉伦斯·高斯大使。高斯在远东从事外交工作30年，其后于1941年夏被提名为美国驻中国大使。

2月25日

12点30分到达德里。赫恩和我去了总司令官邸。

3点去开会。房间里坐满了各级军官。我发言后便开始提问，除军需官外没人了解任何情况。他们表示将着手采取行动，但已经于事无补了。我说明了我们所需要的军需品。

令人伤脑筋的是，在缅甸的军需品只剩下很少一点了；他们将转向左翼，向北撤退。

这个总司令部很大，足以容纳我们的整个陆军部。（只有）3个旅在前线。70架战斗机还在路途中，两个月内还将来77架。同哈特利［印军总司令］夫妇、韦维尔夫人和女儿共进晚餐。安静而无拘无束。没有繁琐的礼节，无拘无束。韦维尔已经受伤［战争之初于爪哇受伤］。哈特利把此事透露出来。来信说他的背部正在好转。韦维尔夫人显然很紧张。10点钟睡觉。

2月26日

新德里，总司令官邸，来这里是为了同印军总司令哈特利将军磋商，一些问题解决了。明天将去加尔各答。我们昨天到达印度的卡拉奇，上午飞往德里的旅程十分有趣。哈特利将军和夫人十分友好：我们在北京肯定见过哈特利夫人，那是1936年春在我们的大使馆。

德里是首都，其布局当然宏伟壮观，宽阔的空地，很好的街道，市容十分齐整。德里始建于1920年，因此一切都是新的、现代化的。令人十分意外的是，天气很凉爽，我们却都穿着毛衣。

明天我们将飞越泰姬陵，可以从空中欣赏它的景色。这是我期待已久的事情，我想知道它是否能与北京的天坛媲美。我对此有所怀疑。

由于我们东面发生的事件以及交通上的阻碍，到加尔各答后，我们还不确定下一步怎么走，但愿我们的飞机早点跟着我们到来。

所有的人都很好，在旅途中观察这个世界简直太妙了，这是去了解它的一种方式。我喜欢每一个人，包括那名检查人员，连他也无法反对这一点。

2月26日

昨天，当我对哈特利将军的一个旅表示轻蔑时，他说，“不过，扭转局势的也许就是它。战争中往往发生奇迹，不是吗？”吃午饭时，他说，“人们喜欢喝鸡尾酒，是不是？但很难得到一次机会。对我个人而言，我几乎没工夫去喝杯啤酒！”

到了机场。5点45分到达加尔各答。我们的飞机还要把韦维尔送到德里。有关英国人的消息还是老一套。没有伤亡，没有战斗。在大东窝棚［指的是加尔各答拥挤不堪、价格昂贵的大东饭店］下榻。

2月27日　给史迪威夫人的信

经过一天的飞行，终于到了加尔各答。昨天到达这里，不得不放弃我们的飞机，这样我们在这里一直要待到星期一。我们运气挺好，碰到了一些能帮助我们对未来做安排的人。同英军司令部的人做出了必要的安排，如果在我们即将到达的地方事情也能办得如此顺利，那么我的感觉会更好。前些日子，我们的心情很不好，但现在阴云已消散了一部分。加尔各答是个小海湾，对于任何一个被北京宠坏了的人来说，印度总的来看吸收力不大。

给你写信的人是一位中将［史迪威在加尔各答时，接到了晋升他为中将的正式命令］。这完全是阴差阳错，但我们的孙辈们不会知道这一点。

这里的人极其神经过敏。他们无法像中国人那样承受飞机的轰炸，防空措施也极不完备，以后可能还会碰到麻烦。但是在我们夺回主动权之前，我们已预料到未来几个月会有麻烦。

我一直在到处奔走，同各方面进行联系，熟悉我必须与之打交道的诸多机构，忙得焦头烂额，以至于连日子也搞不清了。我们一行人都急于将工作开展起来。我们这一伙到达时应该是14人。

告诉加里，我希望他能照顾好你们大家。我在这个世界上去过的地方越多，我对它的某一个部分也就越漫不经心，只有卡梅尔是例外。如果我们能马上完成这个倒霉的工作，到那里享受闲适的快乐，那将是最大的乐趣。

2月27日

采购太阳帽、睡袋和食品。丰盛的午餐。午睡。

2月28日

起床后感到昏眩、虚弱。下午1点感觉好了一些。韦维尔和布里尔顿[ 布里尔顿，即后来的刘易斯·布里尔顿中将，欧洲第一航空队司令，战争初期是中缅印战区第十航空队司令，隶属韦维尔。布里尔顿和韦维尔都是从荷属东印度来的，盟国军队的溃败迫使他们逃离那里。

]下午将来这里。2点起床去机场。韦维尔的飞机却晚点了，5点30分飞机终于来了，他们走下了飞机。布里尔顿用马鞭敲着屁股，左盼右顾，趾高气昂。我们迎了上去，做了自我介绍。约定6点30分在司令部大厦进行会谈。韦维尔向我们介绍了［东印度战役的］战况。

布里尔顿得知他还有上级时大吃一惊。他本来期望成为这里的领头人（美军总司令）。我本来打算明天同韦维尔一道启程，但后来布里尔顿告诉我飞机只能坐5个人，而韦维尔希望布里尔顿与他同行，我只好留在这里了。

3月1日　在加尔各答给史迪威夫人的信

正好有一个机会，也许能通过“可靠的人”给你带去消息。我们也许后天就可以到达目的地。那位大人物给我留下了一些问候的话，并说要完成我告诉他们的所有事情。

昨天会见了韦维尔将军，他是从德里飞往缅甸经过这里的。同他在“政府大厦”谈了话。他疲惫不堪、情绪沮丧，完全被打垮了。我们的一些人已答应提供支持，因此我们还有一线希望。

每当想到那些罗圈腿的日本人是怎样破坏了我们的平静生活时，我就恨不得把他们的肠子都绕到亚洲的每一根路灯杆上去才开心。

3月3日

出发时通常的那种忙乱。在机场见到了韦维尔。他的情绪有所好转。我不得不给他们打打气。他们至少是消息不灵。2点20分这个大烤箱［指被太阳烤热的飞机］起飞了。飞机越过三角地带，这一段航程几乎看不到河流，接着是亚洲的山峦和建在小山顶上的缅甸村庄。7点钟到达腊戍。蒋介石在那里。对腊戍的印象：第五军和第六军的指挥官们都在聚精会神地听蒋介石讲话，蒋介石尖细、迅速而不连贯的声音从他的宅邸楼上的走廊里传出来；楼下极其安静，听众轻轻地耳语。我没有推门进去。我受到了蒋介石和商震的热情欢迎。有人来宅邸报告说发生了“骚乱”，事实上是沿途的群众在向赶火车的中国军队发出欢呼。8点10分告辞离去。10点30分到达昆明。去位于农学院的志愿航空大队的驻地，住在陈纳德的房间。天气凉爽。

3月4日

去机场等陈纳德。同他谈了话。他情况很好。会见了一群飞行员，他们看上去棒极了。中午离开。飞机十分颠簸。中国的旅客都在呕吐。2小时15分钟的飞行很快过去。在重庆着陆时飞机剧烈地震动了一下。受到迈耶［美国武官］、麦克休［美国海军武官］和麦格鲁德［美国准将，1941—1942年秋季和冬季美国派往中国的军事代表团团长］等的迎接。去拉铁摩尔的宅邸，又得在山上艰难地爬行。

3月5日

在飞机上，当我正在赞叹河流、山川和田野的美景时，麦格鲁德插话说，“这难道不是一个中看不中用的国家吗？”悲观的格斯。

9点钟去办公室。召见了高斯（大使）。在那儿吃午饭。3点钟回住所。回办公室，会见了何应钦，我们用汉语交谈。何是个令人感到愉快的人。贝尔登[ 杰克·贝尔登，《同史迪威撤退死亡的寂静时刻》一书的作者，在整个缅甸战役期间一直在史迪威将军身边。

]和费希尔[ F·费希尔，合众社远东记者，后来成为陆军情报局中国科科长。

]两人来了，我们一直待到晚上11点。

3月6日

同蒋介石进行会谈。多恩同商震谈话，但我们对于蒋介石在指挥权等方面的意图一无所知。想知道如何去实现它是一种精神负担。显然，他［指蒋介石］已告诉第五军和第六军，一旦我到达［缅甸］，便只服从我的命令。他看来渴望战斗，对于英军不断后撤、迟缓的状态已极其不满；对于他们的动机、意图也极其怀疑。他急于想知道如果他们需要某些物资，我们在印度的后勤处是否会为他们服务。我向他做了保证。他还急于知道奈登［布里尔顿第十航空大队的参谋长］或布里尔顿是否需要服从英国人的指挥。我向他做了保证。我对他说，我指挥他们，而他指挥我。他说，“难道说史迪威将军不是我的上司吗？”

我问起缅甸行动的全面计划，他说还没有。韦维尔还没有同他达成任何一致意见，因此中国军队正在等待指令。将总统的电文和我的命令又仔细看了一遍，对体制和正在进行的援助做了解释。

董［中国方面的翻译］翻译时遇到了麻烦，因此由夫人［指宋美龄］来翻译，董做笔记。董很紧张，一直流汗。夫人对英国人以及他们没有兑现的诺言说了些刻薄话。会议结束后她让我留下来，同我谈起了陈纳德。她担心他会被撇在一边。当我表示美国志愿航空大队将被编入（美国军队）时，没有人反对。大元帅［指蒋介石，从这时起，史迪威经常如此指代蒋介石］说我们将于第二天建立一个联合参谋部。我发现大元帅打算把缅甸的指挥权交给我，这使我松了一口气。现在我不必每天早上惊恐不安地醒来，试图搞清楚我究竟能做些什么来证明我存在的意义了。那种日子实在令人难以承受。

在阳光的照耀下，重庆是个很不错的城市。这个城市依山而建。我们的住处在嘉陵江边。从这里可以俯瞰江上的景色，船只在江上往来穿梭，十分繁忙。江水十分清澈。这里的物价令人吃惊：一副吊袜带要80元；一个炭熨斗200元。到处都是标价50元一天牌子的苦力。衣服很难买到。

洛瓦特—弗雷泽［英国武官］来这里，请求我派几架飞机。顺利地把他打发走了。让他带回去一份答复。他那副模样好像是从垃圾箱里爬出来的——破旧的卡其布裤子，灰毛衣上带着窟窿。他在缅甸公路上失去了他所有的东西。我现在还记得他身着印度军服、头戴漂亮头盔时的样子。

3月7日

等待。

3月8日

上午在办公室。会谈并研究地图。下午乘车浏览市容。

3月9日

前景不明，但如果日本人再向前推进，我们将毫无对策。仰光是生命线，一旦失去仰光，供应线将被切断。如果日本人占领了曼德勒，我们将不得不在印度集结。中国军队的军火越来越缺乏（只够3个月的军事行动，如果我们少采取一些行动，够用6个月）。然而我猜想肯定是有很多的军火被储藏起来。师级和军级指挥官往往把武器和弹药拿到手里，就不承认他们拥有这么多的军火。如果我们能把所有的军火集中起来，那么其数量可能相当惊人。我们的主要问题是要找到一名权威人士来处理各方面的事务，设计和建筑［缅甸公路］，制订英国人能够接受的计划，把日本人打回去。日本人近来安静得出奇，他们或许是在为下一次攻势聚集力量；或许是力量不足，根本无法组织起攻势。没人知道真相。英国人迄今没抓到一个俘虏，所有对日本人实力的估计都仅仅是猜测。我有一种预感，日本人实力不足；如果他们有实力，为什么不马上占领仰光，建立水上交通？而蒋介石认为他们不会再向西推进了。

中国人在印度曾有过辉煌的时刻［这里指的是蒋介石和蒋夫人1942年2月对印度进行的短暂国事访问］。英国人认为他们给客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但中国人在大部分时间里一直在笑。实际上，给蒋介石留下了深刻印象的是甘地和尼赫鲁，而不是整个该咒骂的英国统治。

可怜的哈特利老将军认为他在蒋介石那里大大地露了一回脸，因为蒋离去时同他握了两次手。董对哈特利说：“你俘虏了大元帅的心。”（顺便说一句，不久前，有一次我们正在吃早饭时，董突然闯入房间，并说他是来吃早饭的。他的头脑中存在着一些应加以清除的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