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引子

“历史还在展开，竞争仍在继续。对于西方自由民主的信奉者来说，历史终结论是一个信念，也是一个赌注；而对于中国独特道路的扞卫者来说，它不只是一个论敌，更是一桩尚未了却的心事。”

弗朗西斯·福山发生“思想巨变”了！这是2009年8月底新华网一篇编译文章传递给国人的信息。该文题为《日本要直面中国世纪》，刊登于日本着名政论杂志《中央公论》9月号，内容为日裔美国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日本的演讲以及杂志对他的专访。

这篇编译过来的文章强调，福山特别肯定了“中国模式”的优越性，认为它会受到更多国家的钟情，并指出，“客观事实证明，西方自由民主可能并非人类历史进化的终点。随着中国崛起，所谓‘历史终结论’有待进一步推敲和完善。人类思想宝库须为中国传统留有一席之地……”

福山的判断基于他对中国模式的总结：中国发展模式的价值内核源于延续几千年的政治传统，可概括为“负责任的权威体制”。这种传统达到西方难以企及的历史高度：一是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国家机器和军队由中央政府掌握，而非欧洲那样由封建领主或教会掌握；二是高度的行政管理体制，官员由公正、普遍的考试制度选拔，而非西方或中东那样由世袭或门第操纵；三是政治对人民负责，体现“民本主义”，强调当政者对人民负有道义责任，而非西方那样在特权阶层内部进行权力分配。

福山说，上述政治传统不仅使中国在历史上保持长期统一、稳定与先进，而且在人类现代化进程的各个阶段均体现出积极意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亚四小龙”及部分东南亚国家实现经济腾飞，其中有着明显的中华文明痕迹，执行了一条由权威型政府主导的发展路线。近30年来，中国经济令人惊异的快速发展体现了中国模式的有效性，一般认为有望再保持30年的增长。中国的政治传统和现实模式受到越来越多发展中国家的关注，在印度“民主”模式与中国“权威”模式之间，更多国家钟情于中国，前者代表着分散和拖沓，后者却代表着集中和高效。

从访谈中可以看出，福山极为关注中国的动态，对于刚刚发生的新闻事件他都了如指掌。他说，近年来，中国的民主法制建设步伐明显加快。人们往往把民主法制等同于普选，但其实质应是政府受托于人民的责任制度化、法律化。2009年以来，围绕“汶川地震”和“毒奶粉”事件，中国民众的权利意识上升，而中国政府也在正面回应民众的诉求，履行信息公开及对民众解释说明的公共责任。考察中国国情可以预见，中国今后的民主法制建设不太可能全盘引进西方理念，而更可能采取立足民生、务实渐进的方式，围绕环境污染、土地征用、房屋拆迁、基层官员腐败等具体议题，通过政府与民众之间频繁互动、磨合，逐步实现制度的进步和升级。

这篇文章一经新华网发布，立刻流布甚广，很快被几百个网站转载。一篇小小的文章为何受到如此瞩目，这与福山以及他着名的“历史终结论”有关。

1952年出生的福山是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兰德公司顾问，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

福山的成名源于他37岁那年，也就是1989年，这一年也是世界政治变革波澜壮阔的一年，此年，东欧剧变，柏林墙倒塌。不过，那时候还没有哪位政治学家预言苏联会崩溃，世界两极格局会在两年后突然终结。福山的预见应该说也不是非常精确，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一年他仍然预见了历史的大趋势，这个大趋势足以阐释苏联的崩溃。

1989年年初，福山成为新成立的布什政府的国务院政策规划处副主任。他给当时的国务卿詹姆斯·贝克的备忘录中提醒，德国可能重新统一，而《华沙条约》也可能终结。此后，在一份发行量不大的保守派杂志《国家利益》上，福山发表了《历史的终结》一文。

他断言，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以自由民主制度为方向的人类普遍史”。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从此之后，构成历史的最基本的原则和制度就不再进步了，是为“历史的终结”。

这篇文章一开始并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响。但随着1989年诸多事件的戏剧性发展，尤其是柏林墙的倒塌，这篇文章迅速赢得了爆炸性的声誉。福山的文章为1989年西方世界的凯歌高奏提供了理论解释，而在时间点上又是如此具有超前性，以至于一时间福山成为了先知一样的人物。

两年后，苏联的崩溃使福山的先知色彩进一步变得浓厚，他趁热打铁，于1992年出版着作《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进一步巩固了他在政治哲学领域的大师地位。

早年受过哲学和文学训练的福山，其知识结构是一种“相当罕见的结合”。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刘擎概括，《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一书实际上包含着两个互为支持的论证：哲学论证与政治（科）学论证。所谓“历史的终结”并不是指实际“历史事件”的终结，而是在历史哲学（普遍历史）的意义上，主张“历史方向的进程”——意识形态的演进到达了其终点：在自由主义民主之外，没有其他系统的意识形态具有真正的竞争可能。这个哲学论题被福山用来支持（或“包装”）他的政治学论题，这是一种“历史进步观”主导下的现代化理论或民主化理论：西方现代的政治经济制度（与现代科学技术相似），虽然发源于西方但并不是地域性的，而是现代化普遍进程的方向。

这是一部深奥的作品，估计很少有人从头至尾认真地通读并真正理解福山的体系，但是这并不妨碍“历史的终结”成为一个时髦的流行语。《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一书在全球发行了逾20种语言版本。

历史并不是直线行进的。两极世界的倒塌印证了福山的理论，然而此后20年中发生的历史大事件却一次又一次地挑战着福山的这个结论。尤其是2001年的“9·11事件”给福山理论的怀疑者提供了强有力的事实依据，其后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搞民主实验的失败则进一步加强了这种依据。

更大的挑战来自于俄罗斯和中国。普京执政之后权威主义的复兴，俄罗斯年轻人对强大苏联的怀念看起来都与历史终结论相悖。而中国30年的快速发展以及诸多第三世界国家对于中国模式的推崇和效仿更加直接地挑战了历史终结论。

尽管历史终结论一次次地被宣告“破产”，但是据与福山本人有过接触的刘擎教授说，福山本人其实一直“顽固地”坚持“自由民主与市场经济最终胜利”的基本论题。2007年10月，福山到布朗大学演讲，当时刘擎正在那里做访问学者，在演讲后的酒会上，刘擎曾问福山：中国发展的事实是否颠覆了他的历史终结论？福山未加迟疑地回答说，这大概还要等15到20年才能看得清楚，而目前他还是坚持自己的基本判断。

2008年9月，美国《新闻周刊》就种种质疑专访福山。这篇文章似乎未受到国内编译者的垂青，笔者查到的英文原文内容如下：在被问及“历史的终结背后的论题仍然成立吗”时，福山的答复是“这个基本假设仍然有效……尽管权威主义在俄国和中国复兴，但自由主义民主仍然是被广泛接受的唯一正当的政体形式”，并表示“就长远而言，笔者仍然相当确信民主体制是唯一可行的体制”。

正像刘擎教授所阐释的那样，福山在此次访问中首先澄清了人们对他的一种普遍误解——他的理论并不是指正在发生的事件，而是指出一种人类社会演进的方向和可能的未来政府的终极形式。实际上，这也是他最初就提出但是被忽略的一个观点：“我得出的终结观点，并不是指一个个事件的发生——无论是重大的还是严重的事件，而是指历史，指一种在基于所有人、所有时期的经历基础上所理解的一个唯一的、连续的、不断变化的过程……历史终结并不是说生老病死这一自然循环会结束，也不是说重大事件不会再发生或者报道重大事件的报纸从此就销声匿迹。确切地讲，它是指构成历史的最基本的原则和制度可能不再进步了，原因在于所有真正的大问题都已得到了解决。”

继而，他具体地谈到俄罗斯和中国的挑战。他说，俄罗斯的年轻人认为20世纪90年代的俄罗斯是羞耻的、虚弱的和混乱的，他们对苏联过去的强大有怀旧之情。为什么会如此？那是因为这些年轻人没有真正体验过苏联的生活，这也是普京的基础。换句话说，福山认为，如果俄罗斯的年轻人真的在苏联生活过，他们就不会有这种想法了。

相比俄罗斯，福山表示中国是更大的挑战者。在这篇访谈中，福山没有具体谈及原因，而是谈了美国应该如何对待中国。他说，这里有两个选择，或者像新保守主义者主张的那样构筑一道围堵中国的屏障，或者将中国吸纳到WTO这样的国际机制当中。福山认为后者是更好的选择——尤其当你想到20年后中国将与美国拥有同样体量的时候。

基于20年来发生的事实，福山说，有些事情确实是他1992年的时候没有想到的。第一是，历史的进程要比他想象的艰难和漫长得多，他说他现在极为同意民主必须建立在很难建立的一系列制度尤其是法制的基础之上。另一个他没想到的是美国竟会对民主的繁荣造成如此大的破坏——他主要指的是小布什政府期间一系列失败的对外行为。

这种破坏需要多久才能得到修正呢？福山的回答是重建工作大概需要10年。他同时强调，民主社会依然强大，民主的复兴是必然的。也就是说，虽然福山承认历史的变化超过他的想象，但事实上直到2008年9月，他仍然固守自己的历史终结论。

这就产生一个重大的疑问——何以在短短一年之后，福山就发生思想巨变了呢？被福山“终结”的历史真的复活了吗？

有一个人准备刨根问底，追究到底发生了什么？他就是刘擎。基于对福山“顽固性”的认知，刘擎对《日本要直面中国世纪》一文所传递出来的福山“思想巨变”表示怀疑。在发表于《东方早报》的一篇文章上，刘擎记述了他调查此事的过程。

他首先向东京大学的友人王前先生求教。王前找来当期的《中央公论》，对福山的演讲做了全文翻译、对访谈的重要内容做了摘译，还通过电话与刘擎进行讨论。最后，他们得出一致的看法：那篇在网上广泛流传的报道，对福山的某些言论做了脱离语境的选择性编译，也因此产生了某种误导倾向。

比如，在那篇报道中有如下编译段落：“中国的政治传统和现实模式受到越来越多发展中国家的关注。在印度‘民主’模式与中国‘权威’模式之间，更多国家钟情于中国，前者代表着分散和拖沓，后者却代表着集中和高效。”而王前翻译的福山相关的原话是：“看到这些国家和印度那样的民主国家的民主决策过程，很多人赞赏中国的那种权威主义所具备的比较迅速的决策能力。不过，那种权威主义的政体也有其自身的缺陷。因为没有法治，也没有选举进行监督，所以其问责，只是面向上面即共产党和党中央，而非面向政府应该为之服务的人民。”一段话语，两个版本，差异之大，一目了然。

的确，福山相当重视中国30年来的发展经验，也发现中国政治文明的独特传统及其对亚洲地区现代化发展的深远影响，甚至认为中国模式的特殊性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成为检测其理论的一个重要案例。但是，他至今仍然没有放弃他的一个核心理念：自由主义民主体制之外的现代化模式迟早会面临民主化的压力，会遭遇巨大的困境而难以长期维系。

原来如此！真实的福山要比我们想象的“顽固”得多。就像刘擎教授所总结的：“历史还在展开，竞争仍在继续。对于西方自由民主的信奉者来说，历史终结论是一个信念，也是一个赌注；而对于中国独特道路的扞卫者来说，它不只是一个论敌，也是一桩尚未了却的心事。”

显然，福山被有意曲解了。曲解他的目的当然是要表达曲解者自己的观点，即中国模式是一种越来越成功的模式，可以成为其他许多国家的榜样，甚至对于西方模式，也可取而代之！

在吹捧中国的热潮中，充满了类似的曲解和误解。它们构成了一种思想迷雾，遮蔽中国航船前行的双眼。这本书想做的，就是拨除这种思想迷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