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教养——追求精神与心灵的完美(3)

传记有很多种类型。“定案本”（definitive）的传记是对一个人的一生作详尽完整的学术性报告，这个人重要到够得上写这种完结篇的传记。定案本的传记绝不能用来写活着的人。这类型的传记通常是先出现好几本非定案的传记之后，才会写出来。而那些先出的传记当中总会有些不完整之处。在写作这样的传记时，作者要阅读所有的资料及信件，还要查证大批当代的历史。因为这种收集资料的能力，与用来写成一本好书的能力不同，因此“定案本”的传记通常是不太容易阅读的。这是最可惜的一点。一本学术性的书不一定非要呆板难读不可。鲍斯韦尔（Boswell）的《约翰逊传》（Life of Johnson）就是一本伟大的传记，但却精彩绝伦。这确实是一本定案本的传记（虽然之后还出现了其他的约翰逊传记），但是非常独特有趣。

一本定案本的传记是历史的一部分——这是一个人和他生活的那个时代的历史，就像从他本人的眼中所看到的一样。应该用读历史的方法来读这种传记。“授权本”（authorized）传记又是另一回事了。这样的工作通常是由继承人，或是某个重要人物的朋友来负责的。因为他们的写作态度很小心，因此这个人所犯的错，或是达到的成就都会经过润饰。有时候这也会是很好的作品，因为作者的优势—其他作者则不见得—能看到所有相关人士所掌控的资料。当然，授权本的传记不能像定案本的传记那样受到相同的信任。读这种书不能像读一般的历史书一样，读者必须了解作者可能会有偏见—这是作者希望读者能用这样的想法来看书中的主角，这也是他的朋友希望世人用这样的眼光来看他。

授权本的传记是一种历史，却是非常不同的历史。我们可以好奇什么样利害关系的人会希望我们去了解某一个人的私生活，但我们不必指望真正了解这个人的私生活真相。在阅读授权本的传记时，这本书通常在告诉我们有关当时的时代背景，人们的生活习惯与态度，以及当时大家接受的行为模式—关于不可接受的行为也同时作了点暗示及推论。如果我们只读了单方面的官方传记，我们不可能真的了解这个人的真实生活，就像我们也不可能指望了解一场战役的真相一样。要得到真相，必须要读所有正式的文件，询问当时在场的人，运用我们的头脑从混乱中理出头绪来。定案本的传记已经做过这方面的工作了，授权本的传记（几乎所有活着的人的传记都属于这一种）还有很多要探索的。

剩下的是介于定案本与授权本之间的传记。或许我们可以称这种传记是一般的传记。在这种传记中，我们希望作者是正确的，是了解事实的。我们最希望的是能超越另一个时空，看到一个人的真实面貌。人是好奇的动物，尤其是对另一个人特别的好奇。

这样的书虽然比不上定案本的传记值得信任，却很适合阅读。如果世上没有了艾萨克·沃顿（Izaak Walton）为他的朋友，诗人约翰·多恩（John Donne）与乔治·赫伯特（George Herbert）所写的《传记》（Lives）〔沃顿最著名的作品当然是《钓客清话》（The Compleat Angler）]，或是约翰·丁达尔（John Tyndall）为朋友迈克尔·法拉第（Michael Faraday）写的《发明家法拉第》（Faraday the Discoverer），这世界将会逊色不少。

有些传记是教诲式的，含有道德目的。现在很少人写这类传记了，以前却很普遍。（当然，儿童书中还有这样的传记。）普鲁塔克（Plu-tarch）的《希腊罗马名人传》（Lives of the Noble Grecians and Romans）就是这种传记。普鲁塔克告诉人们有关过去希腊、罗马人的事迹，以帮助当代人也能有同样的高贵情操，并帮助他们避免落入过去的伟人所常犯—或确实犯下的错误。这是一本绝妙的作品。虽然书中有许多关于某个人物的叙述，但我们并不把这本书当作收集资料的传记来读，而是一般生活的读物。书中的主角都是有趣的人物，有好有坏，但绝不会平淡无奇。普鲁塔克自己也了解这一点。他说他原本要写的是另一本书，但是在写作的过程中，他却发现在“让这些人物一个个进出自己的屋子之后”，却是自己受益最多，受到很大的启发。

此外，普鲁塔克所写的其他的历史作品对后代也有相当的影响力。譬如他指出亚历山大大帝模仿阿喀琉斯的生活形态（他是从荷马的书中学到的），所以后代的许多征服者也模仿普鲁塔克所写的亚历山大大帝的生活方式。

自传所呈现的又是不同的有趣问题。首先要问的是，是否有人真的写出了一本真实的自传？如果了解别人的生活很困难，那么了解自己的生活就更困难了。当然，所有自传所写的都是还未完结的生活。

没有人能反驳你的时候，你可能会掩盖事实，或夸大事实，这是无可避免的事。每个人都有些不愿意张扬的秘密，每个人对自己都有些幻想，而且不太可能承认这些幻想是错误的。无论如何，虽然不太可能写一本真实的自传，但也不太可能整本书中都是谎言。就像没有人能撒谎撒得天衣无缝，即使作者想要掩盖一些事实，自传还是会告诉我们一些有关作者的真面目。

一般人都容易认为卢梭的《忏悔录》或同一时期的某部其他作品（约18世纪中叶），是真正称得上自传的开始。这样就忽略了像奥古斯丁的《忏悔录》（Confessions）及蒙田的《散文集》（Essays）。真正的错误还不在这里。事实上，任何人所写的任何主题多少都有点自传的成分。像柏拉图的《理想国》（Republic）、弥尔顿的《失乐园》或歌德的《浮士德》（Faust）中，都有很强烈的个人的影子—只是我们没法一一指认而已。如果我们对人性感兴趣，在合理的限度内，我们在阅读任何一本书的时候，都会张开另一只眼睛，去发现作者个人的影子。

自传在写得过火时，会陷人所谓“感情谬误"（pathetic fallacy）的状态中，但这用不着过度担心。不过我们要记得，没有任何文字是自己写出来的—我们所阅读到的文字都是由人所组织撰写出来的。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说过一些相似的事，也说过不同的事。但就算他们完全同意彼此的说法，他们也不可能写出同样的一本书，因为他们是不同的人。我们甚至可以发现在阿奎那的作品《神学大全》，这样一部显然一切摊开来的作品中，也有些隐藏起来的东西。

因此，所谓正式的（formal）自传并不是什么新的文学形式。从来就没有人能让自己完全摆脱自己的作品。蒙田说过：“并不是我在塑造我的作品，而是我的作品在塑造我。一本书与作者是合而为一的，与自我密切相关，也是整体生活的一部分。”他还说：“任何人都能从我的书中认识我，也从我身上认识我的书。”这不只对蒙田如此，惠特曼谈到他的《草叶集））（Leaves of Grass）时说：“这不只是一本书，接触到这本书时，也就是接触到一个生命。”

在阅读传记与自传时还有其他的重点吗？这里还有一个重要的提醒。无论这类书，尤其是自传，揭露了多少有关作者的秘密，我们都用不着花上一堆时间来研究作者并未言明的秘密。此外，由于这种书比较更像是文学小说，而不是叙事或哲学的书，是一种很特别的历史书，因此我们还有一点点想提醒大家的地方。当然，你该记得，如果你想知道一个人的一生，你就该尽可能去阅读你能找到的资料，包括他对自己一生的描述（如果他写过）。阅读传记就像阅读历史，也像阅读历史的原因。对于任何自传都要有一点怀疑心，同时别忘了，在你还不了解一本书之前，不要妄下论断。至于“这本书与我何干？""这个问题，我们只能说：传记，就跟历史一样，可能会导引出某个实际的、良心的行动。传记是有启发性的。那是生命的故事，通常是成功者一生的故事—也可以当作我们生活的指引。

3.如何阅读关于当前的事件

我们说过，分析阅读的规则适用于任何作品，而不只是书。现在我们要把这个说法作个调整，分析阅读并不是永远都有必要的。我们所阅读的许多东西都用不上分析阅读的努力跟技巧，那也就是我们所谓第三层次的阅读能力。此外，虽然这样的阅读技巧并不一定要运用出来，但是在阅读时，四个基本问题是一定要提出来的。当然，即使当你在面对我们一生当中花费很多时间阅读的报纸、杂志、当代话题之类的书籍时，也一定要提出这些问题来。

毕竟，历史并没有在一千年或一百年前停顿下来，世界仍在继续运转，男男女女继续写作世上在发生些什么事情，以及事情在如何演变。或许现代的历史没法跟修昔底德的作品媲美，但这是要由后代来评价的。身为一个人及世界的公民，我们有义务去了解围绕在我们身边的世界。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要知道当前确实发生了些什么事。我们用“确实”这两个字是有用意的。法文是用“确实”（actualites）这两个字代表新闻影片。所谓当前发生的事件（current events），也就是跟“新闻”这两个字很类似。我们要如何获得新闻，又如何知道我们获得的新闻是真实的？

你会立刻发现我们面对的问题与历史本身的问题是一样的。就像我们无法确定过去的事实一样，我们不能确定我们所获得的是不是事实—我们也无法确定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是事实。但是我们还是要努力去了解真实的情况。

如果我们能同时出现在任何地方，收听到地球上所有的对话，看穿所有活着的人的心里，我们就可以确定说我们掌握了当前的真实情况。但是身为人类就有先天的限制，我们只能仰赖他人的报导。所谓记者，就是能掌握一小范围内所发生的事，再将这些事在报纸、杂志或书中报导出来的人。我们的资讯来源就要靠他们了。

理论上，一位记者，不论是哪一类的记者，都该像一面清澈的玻璃，让真相反映出来—或透射过来。但是人类的头脑不是清澈的玻璃，不是很好的反映材料，而当真相透射过来时，我们的头脑也不是很好的过滤器。它会将自认为不真实的事物排除掉。当然，记者不该报导他认为不真实的事。但是，他也可能会犯错。

因此，最重要的是，在阅读当前事件的报导时，要知道是谁在写这篇报导。这里所说的并不是要认识那位记者，而是要知道他写作的心态是什么。滤镜式的记者有许多种类型，要了解记者心中戴着什么样的过滤器，我们一定要提出一连串的问题。这一连串的问题与任何一种报导现状的作品都有关。这些问题是：（1）这个作者想要证明什么？（2）他想要说服谁？（3）他具有的特殊知识是什么？（4）他使用的特殊语言是什么？（5）他真的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吗？

大体而言，我们可以假设关于当前事件的书，都是想要证明什么事情。通常，这件事情也很容易发现。书衣上通常就会将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写出来了。就算没有出现在封面，也会出现在作者的前言中。

问过作者想要证明的是什么之后，你就要问作者想要说服的是什么样的人了？这本书是不是写给那些“知道内情的人”（in the know）—你是其中一个吗？那本书是不是写给一小群读过作者的描绘之后能快速采取某种行动的读者，或者，就是为一般人写的？如果你并不属于作者所诉求的对象，可能你就不会有兴趣阅读这样的一本书。

接下来，你要发现作者假设你拥有哪种特定的知识。这里所说的“知识”含意很广，说成“观念”或“偏见”可能还更适合一些。许多作者只是为了同意他看法的读者而写书。如果你不同意作者的假设，读这样的书只会使你光火而已。

作者认为你与他一起分享的假设，有时很难察觉出来。巴兹尔·威利（Basil Willey）在《17世纪背景》（The Seventeenth Century Background）一书中说：

想要知道一个人惯用的假设是极为困难的，所谓‘以教条为事实"，在运用形上学的帮助以及长期苦思之后，你会发现教条就是教条，却绝不是事实。他继续说明要找出不同时代的“以教条为事实”的例子很容易，而这也是他在书中想要做的事。无论如何，阅读当代作品时，我们不会有时空的隔阂，因此我们除了要厘清作者心中的过滤器之外，也要弄清楚自己的想法才行。

其次，你要问作者是否使用了什么特殊的语言？在阅读杂志或报纸时，这个问题尤其重要。阅读所有当代历史书的时候也用得上这个问题。特定的字眼会激起我们特定的反应，却不会对一个世纪以后的人发生作用。譬如“共产主义”或“共产党”就是一个例子。我们应该能掌握相关的反应，或至少知道何时会产生这样的反应。

最后，你要考虑五个间题中的最后一个问题，这也可能是最难回答的问题。你所阅读的这位报导作者真的知道事实吗？是否知道被报导的人物私下的思想与决定？他有足够的知识以写出一篇公平客观的报导吗？

换句话说，我们所强调的是：我们要注意的，不光是一个记者可能会有的偏差。我们最近听到许多“新闻管理”（management of thenews）这样的话题。这样的观念不只对我们这些大众来说非常重要，对那些“知道内情”的记者来说更重要。但是他们未必清楚这一点。一个记者尽管可能抱持着最大的善意，一心想提供读者真实的资料，在一些秘密的行动或协议上仍然可能“知识不足”。他自己可能知道这一点，也可能不知道。当然，如果是后者，对读者来说就非常危险了。

你会注意到，这里所提的五个问题，其实跟我们说过阅读论说性作品时要提出的问题大同小异。譬如知道作者的特殊用语，就跟与作者达成共识是一样的。对身为现代读者的我们来说，当前事件的著作或与当代有关的作品传达的是特殊的问题，因此我们要用不同的方法来提出这些疑问。

也许，就阅读这类书而言，整理一堆“规则”还比不上归纳为一句警告。这个警告就是：读者要擦亮眼睛（Caveat lector）！在阅读亚里士多德、但丁或莎士比亚的书时，读者用不着担这种心。而写作当代事件的作者却可能（虽然不见得一定）在希望你用某一种方式了解这件事的过程中，有他自己的利益考虑。就算他不这么想，他的消息来源也会这么想。你要搞清楚他们的利益考虑，阅读任何东西都要小心翼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