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与国旗有关的历史记忆(2)

这种青天白日旗，是孙中山1894年创办兴中会时，由陆皓东设计出来的。白日象征光明，12道光芒代表12个时辰，光芒尖锋象征革命锐进。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孙中山主张用兴中会的青天白日旗。红色象征革命。后来蒋介石掌握了中华民国的领导权，虽仍用青天白日旗，但他大肆屠杀革命志士，走向了革命的反面。

当然，董立敢最渴望了解的还是代表我们伟大祖国的五星红旗诞生前后的一些事情。

听说中国革命博物馆保留着这方面最权威的第一手资料。一天，升完旗之后，董立敢就请假赶了去。

到了博物馆一打听才知道，有关国旗的历史资料都放在馆里的珍藏室里，要经过馆长亲自批准才可以查阅和观看。凭着一颗虔诚的心，董立敢几经周折才被工作人员带进了馆长办公室。馆长听了董立敢的一番真切表述，被眼前这个小伙子的爱国热情所打动。但查阅、观看珍贵资料需要有单位介绍信，于是馆长让董立敢回去开具介绍信。

虽然不能马上就看到那些珍贵的历史资料，但董立敢还是很高兴。他回去把事情向指导员作了汇报，又在指导员的带领下去总队开了介绍信。

第二天，董立敢拿着介绍信早早地就等在了中国革命博物馆门口。馆长接过董立敢手里的介绍信，终于把这个执着的小伙子带进了中国革命博物馆的珍藏室。

在珍藏室里，馆长把当年的历史资料一件一件地找出来给董立敢看。比如政协会议筹备会公布的《国旗征集启事》，全国千余件应征图案中精选讨论的38幅图案等珍贵历史资料。

最令董立敢激动的时刻是馆长把他带到开国大典时第一面国旗陈列室的那一刻。

看着那面1949年10月1日被毛泽东主席亲自按动升旗按钮升起在天安门广场上空的五星红旗，董立敢激动万分。

博学多识的老馆长站在橱窗前给董立敢讲述了许多他以前所不了解的事情。

那天，董立敢在中国革命博物馆里待了整整一天。关于五星红旗的故事，他记了一本子，装了一脑子，直到闭馆时才恋恋不舍地离开。

一个个常常被群众问起的问题迎刃而解，董立敢也对国旗有了新的了解和认识。

在中国革命博物馆馆长生动的讲述中，董立敢真切地走近了1949开国大典前后那段难忘的激情岁月。

1949年9月27日，五星红旗被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

从一开始在社会上广泛征集到最终确定图案，这其间有着一段颇为感人的经历。

1949年6月15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召开。6月18日，周恩来主持了筹备会常委会第一次会议。为了迅速完成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及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各项准备工作，会议决定在常委会领导下设立6个小组。其中第六小组负责研究草拟国旗、国徽、国歌、纪年、首都等方案。

即将诞生的新中国应该有自己的国旗。

第六小组组长是马叙伦先生，副组长是当时任北平军管会主任的叶剑英。不久，因叶剑英工作忙，又增加茅盾为副组长，主持日常工作。参加第六小组的成员有马叙伦、叶剑英、张奚若、田汉、茅盾、郑振铎、郭沫若、翦伯赞、钱三强、蔡畅、李立三、欧阳予倩、廖承志等人。

第六小组经研究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发布《国旗征集启事》。随后，《国旗征集启事》在《人民日报》、《解放日报》等各大报纸同时发表。

在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筹备会收到海内外上千件国旗设计图案。投稿者下自9岁学童，上至耄耋老人。他们中既有高级将领、着名艺术家，也有普通军人、工人、农民和学生，还有海外华侨和港澳同胞。更为令人感动的还有一些邮件是从尚未解放的国统区寄来的。

这充分表达了全国人民和海外侨胞对新中国的热爱和拥护。虽然有些图案不太理想，但却体现出了每一位应征者的积极参与意识，他们把设计、绘制国旗图案当做一件无上光荣而崇高的事情。

人民解放军某部，指战员在阵地的战壕里热烈地讨论着应征国旗图样。有的战士高兴地说：“等新中国成立那天，我要握着枪戴上立功奖章，在国旗下照一张照片。”

饱经枪林弹雨的老战士，更是用自己丰富的想象力，描绘着新中国成立后的前景，憧憬着未来的美好生活。

有位战士不善言辞，却把对新中国火一般的热情，悄然化为行动。他设计了一幅国旗图案，与一封家信放在一起。他想打完这场战斗就把图样寄往北平。然而，战斗中，他的鲜血全部洒在了刚刚解放的热土上，贡献给了即将诞生的新中国。当战友们清点他的遗物时，发现了这张还没来得及寄出的国旗图案。

经过讨论，其中有三类来稿被筛选掉了：第一类是有镰刀、锤子的，有模仿苏联国旗的痕迹；第二类是用嘉禾齿轮的，图面比较复杂，缺乏简洁大方之气；第三类是采用两色或三色横条或竖条的，模仿西方国家国旗痕迹明显。

为了体现公正，周恩来指示把这些图案分类编成《国旗图案参考资料》，给每个图案都编上号，不写作者姓名，避免评选时带有偏见。

经过初评复选，38幅国旗图案闯过一关又一关，进入终评。其中，上海曾联松设计的五星红旗图案被编为“复字三十二号”。

新中国国旗的诞生过程，是一个充分发扬民主的过程。

经过反复讨论研究，“复字三十二号”五星红旗图案被田汉、郭沫若等名家看中，定为唯一中选的国旗图案。

1949年9月26日晚，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宴请了各方面人士。宴会后，毛泽东拿着被大家一致推荐的放大了尺寸的五星红旗，说出了他对五星红旗的看法。

4一个人的升旗

毛泽东认为，五星红旗图案代表我们革命人民大团结。现在要大团结，将来也要大团结。因此，现在也好，将来也好，又是团结，又是革命。

在1949年9月27日举行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正式通过了曾联松设计的五星红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五星红旗为长方形，红色的旗帜象征着革命。一颗大星引导在前，几颗小星环绕其后，形成众星拱北斗之势。大星代表中国共产党，小星代表中国各阶层人民，象征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人民大团结。

9月29日，《人民日报》等报刊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的标准和制作国旗的方法。

曾联松设计的五星红旗就这样成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

曾联松是一位在上海从事经济工作的普通劳动者，当他获悉自己设计的国旗图案当选时，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当然，“复字三十二号”图案与我们今天看到的五星红旗还是有些不同的，主要是去掉了原稿大五角星中的镰刀、斧头。

作为共和国的一位普通劳动者，竟然有幸成为国旗的设计者，这是怎样的一种荣耀啊！

国旗图案通过后，距开国大典只有短短的几天时间了。开国大典筹备处将制作五星红旗的任务交给了北平永茂实业公司。

1949年9月29日上午，永茂实业公司的宋树信接受了公司经理交给他的一项任务，说是要他制作一面长5米、宽米的特大五星红旗。

听说这是开国大典上要用的国旗，身为共产党员的宋树信深感责任重大。

拿到国旗的图案和尺寸之后，他一刻也不敢耽误地找来了做旗面用的红布和做旗杆套用的白布，但却怎么也找不到做五星的黄缎布。他骑上自行车跑遍了全北平市所有的布店，也没有找到。第二天一大早，他又赶到位于前门外的全市最大的绸布店--瑞蚨祥，向几位老职工说明来意，请他们帮忙翻翻库存。瑞蚨祥的师傅们一听事关重大，大家便一起去找。两个小时后，他们交给宋树信一卷3米多长的黄缎子。宋树信抱上黄缎子直奔西单的一家缝纫社。

缝制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的重任，落到了这家缝纫社女工赵文瑞的身上。

当宋树信把布交给缝纫社时，才发现黄缎子只有一尺多宽，做最大的五角星不够长。后来，经上级同意，缝纫社的同志在大五角星的一个角接了一个尖，拼接后不细看根本看不出来。

刚从家庭妇女变成缝制工人的赵文瑞，双手接过新的国旗图案，欣喜的泪水夺眶而出。她按照政协会议公布的国旗说明，带领缝纫社的几个姐妹用黄缎子剪出两颗大五角星，八颗小五角星。然后，她们把五角星精确地贴在红布的正反两面，五角比齐对正，一针一线地缝制。长长的彩线，精细的针脚，缝进了赵文瑞和姐妹们对新生活的向往，也缝进了她们对新中国的热爱。

9月30日下午，赵文瑞和姐妹们缝制成的第一面五星红旗被送到了怀仁堂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会场，送到了毛泽东面前。

共和国第一面五星红旗的诞生就是和这样一群普通人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

广场上的4米×4米国旗旗杆汉白玉基座是由建筑设计师钟汉雄负责设计施工的。

旗杆是用自来水管焊接而成的。这个创意出自当时负责天安门广场整修工程设计兼施工的负责人林志远之手。北平刚刚解放，在百废待兴之时，要找到适合做旗杆的材料绝非易事。林志远反复考虑，四处打听，最后得知市自来水公司有一些水管可用。他立刻奔赴自来水公司。经勘查，他遗憾地发现只有4种不同直径的自来水管，而按当时的技术是无法把两根同等直径的水管焊接在一起的。经测量，四根水管的长度焊接在一起后是米，达不到与天安门同等高度的35米。林志远把测量后的结果报告给总指挥部。总指挥部确定国旗的旗杆高度为米。最后，安装在天安门广场上的旗杆是建设局车辆厂用四根无缝钢管套接后焊接而成的。

设计自动升降装置是急需要解决的第二个难题。林志远找来了建设局从事机电工作的技术员梁昌寿。他们一起设计了一条导线，从旗杆下引出，穿过埋在地下的管道，与天安门城楼上安装的开关连接在一起。为确保万无一失，他们反复奔波在旗杆与城楼之间，进行了无数次的试验，直到万无一失。

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成了全世界瞩目的焦点，一个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诞生了。

下午2时55分，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陆续登上天安门城楼。下午3时整，历史性的时刻终于来临，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宣布：“请毛主席升旗。”

站在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意识到这句话有些不周全，赶紧小声提醒道：“请毛主席升国旗。”

林伯渠也意识到了，又大声宣布了一次：“请毛主席升国旗！”

庄严的代国歌《义勇军进行曲》演奏起来，身材伟岸的毛泽东主席大步走到升旗按钮前面，按下了升旗按钮。

他庄严地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

这个洪亮的声音震撼了古老的北京，震撼了全中国，震撼了全世界，开创了中国各族人民的新纪元。

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上冉冉升起！

5单卡录音机里播放出的国歌

搜集完资料，董立敢又一鼓作气，整理出了一份几千字的国旗知识讲稿。后来，又经过指导员和有关领导的把关和充实，终于形成了一份比较完善的国旗知识讲稿。

两个月之后的一天，天津市一个学校的300多名学生来天安门广场搞爱国主义教育。董立敢第一次在学生面前成功地演讲了那份他精心准备的国旗知识讲稿。

从此之后，天安门广场就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国旗班里的每个战士都成了具有专业水准的讲解员。而宣讲国旗知识、激发爱国热情自然而然地也就成为一代代国旗卫士的一项基本任务。

1983年的那个初春，在整理国旗知识讲稿的时候，董立敢忽然联想到一个问题。

他们部队接管升旗任务之前，升旗任务由北京卫戍区一师负责，听中队长说一师是从1977年才开始接管升旗任务的。那么，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到1977年这漫长的28年中，是谁负责着天安门广场上的升旗任务呢？

董立敢当时正在考虑着变更升旗方式的问题，这个问题在他脑子里只是一闪念就过去了。后来真正把这件事情搞清楚的是1989年入伍的国旗班最后一任班长赵新风。

赵新风是三人升旗方式国旗班的最后一任班长，也是1991年成立的天安门国旗护卫队的第一任升旗班班长。后来，离开国旗护卫队之后，赵新风想写一本关于国旗班的书，于是就去寻访一些与天安门广场升旗有关的人和事。

就这样，一个叫胡其俊的人渐渐走进了大众的视野之中。

从此，一段鲜为人知的升旗故事也渐渐被国人所熟知。

开国大典之后，天安门广场上并没有专业的升旗手。

考虑到升旗需要按电钮，而旗杆下基座附近的电机又归北京市供电局负责养护，于是组织上就顺理成章地把升旗工作一道也交给了供电局。

在最初的一段时间里，天安门广场附近北京供电局的电工陈红年承担了这项工作。一年多后，领导调整工作分工，又把升旗的任务交给了胡其俊。

当时，天安门广场上的国旗并不是每天都升，一般是在一些重大节日或是有重要活动的时候才升国旗。

1951年9月30日，国庆节的前一天，供电局电工胡其俊接到通知，从第二天起由他负责天安门广场上的升旗工作。

当时，胡其俊还是个22岁的小伙子。他知道这个消息后非常兴奋。那天晚上正赶上他值夜班，他怕耽误了升旗，下班后干脆就没有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