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书生后代思想开明
大清王朝的腐败让李鹏万极为厌恶，可是，他的功名思想并没有改变。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认为如果让子嗣更有造就，唯一的成才之路只有像他一样继续攻读，“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是他的至理明言。刻苦读书，然后参加历年的乡试，最后考取功名。次子李晓帆被李鹏万视为可以继承其衣钵的最佳人选。
当年，李晓帆并不是李鹏万的首选之人，他曾经一度寄厚望于长子李起英。李起英从小受到父亲的耳提面命，非常刻苦。李鹏万前往京城为官期间，就把李起英带在身边，希望他也能接受京城的文化氛围，将来为进入官场做准备。后来李鹏万发现一人京门深似海，大清朝官在进入晚清时期几乎人人都贪污，个个都贿赂。李鹏万自此方知后悔，原来朝官集聚之地，俨然是一只偌大的可怕染缸。如果再让爱子继续生活在天子脚下，岂不是要误其一生？当初李鹏万情愿放弃收入颇丰的京官不做，毅然决然地返回粤东老家，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好在李起英在北京生活的几年，没有沾染朝廷官员们的任何陋习，始终刻苦攻读，自强不息。他回到广东潮州以后，仍以治学为己任。到了弱冠之年，李起英首次参加乡试大考，便中了一个贡生。本来依李起英的才学人品，继续这样奋斗下去，最终的结局肯定不逊于其父李鹏万，然而由于他身受父亲看破官场的影响，自从中了贡生以后，从此就再不肯发奋苦读。尤其是他生了一场重病而造成学业的中断后，更是影响和限制了李起英后来的仕途精进。这也成为李氏家族的一大憾事。
李晓帆也是少年聪颖，极喜书画。父亲李鹏万的书斋几乎变成了李晓帆自由游弋的知识海洋。书斋内藏有大量古今线装书，其中甚至有一些世间少见的孤本和善本。所有这一切都为李晓帆的启蒙提供了优厚的条件，尤其是父亲每页上都加了点评的唐宋诗词、老子和孔子等先哲们留下的精品，都让李晓帆无师自通并过目成诵。李晓帆随父亲在京城期间，常常追随其前往琉璃厂观看古玩店里珍藏的辽金、北魏、东晋和唐、宋、元等历代的书画珍品，这些前辈们留下的文化精品，对少年李晓帆的才智启蒙无疑有着得天独厚的影响。
就这样，李晓帆终于在大清光绪三十三年，也就是清朝将要结束的前一年，考取了一个秀才的功名。那一年他才17岁！在潮州古城里已属破天荒的奇闻了。如果清朝科举制度不因慈禧一年后的突然驾崩而中断，那么很难说李晓帆后来不会像他父亲那样成为紫禁城文华殿中金榜有名的菁英。
这个名叫李晓帆的年轻人，就是李嘉诚的祖父！
李晓帆是当时潮州地区的进步人士。李鹏万去世以后，李晓帆在潮州附近的澄海县开办了一家民办学校。这时早已是民国年间了，李晓帆是粤东地区最早主张废除八股文，提倡白话文的贤明之士之一。他主持的“澄海书院”不但在文章格调上别开生面，而且学生们在他的教育下，大多爱国思想浓厚。李晓帆是民国年间粤东知识界反对袁世凯称帝和抨击张勋复辟的中坚分子。民国四年（1915年）1月下旬，当袁世凯接受日本公使递交的所谓的二十一条以后，举国上下对袁世凯政权的卖国行径同仇敌忾。这时，李晓帆在澄海县积极组织书馆的学生们上街示威，他亲自高举“反对二十一条祸国殃民”的条幅，带领他的学生们从澄海走到潮州，参加在这里举行的潮州学生大集会。这也是李氏家族有史以来第一个走上街头的知识分子。，
民国八年（1919年）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以后，全国性的学生运动开始由北及南迅速展开。远在粤东的李晓帆也是积极声援支持的代表人物之一。具有反帝爱国思想的李晓帆，对北京学生发起的这场旨在对旧制度摧枯拉朽的革命运动积极响应，感同身受。虽然潮州地处边远，学生运动的发动难度较大，可是因有李晓帆等进步知识分子的奋起呼唤，潮州各书馆和学校的中学生们，很快就投身到这场伟大的洪流之中。
到了当年6月，在李晓帆等进步人士的组织领导之下，潮州古城的3000多名学生，高举反对二十一条等条幅，不断地涌上了街头，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在李晓帆等人的影响下，潮州商界人士也纷纷加入学生示威的行列，甚至有人提出商人罢市的要求。须知潮州地方是以商业为主的城市，如果商人也参与学生运动，势必造成更大的轰动。学生运动很快就受到潮州军阀的武装镇压。李晓帆等人也因此受到官府的通缉。经受这一打击，本来体质不佳的李晓帆，从此变得体弱多病。
不过，作为潮州知识界的先进分子，李晓帆并没有因为五四运动受挫而失去对新文化运动胜利的信心。此后两年，李晓帆始终是潮州地方文化的先驱者。他拥护进步的文化运动，反对腐败落后的八股文章。虽然隐居在澄海，可他对新生活和新文化的追求却一天也没有停止过。
翌年春天风声过后，李晓帆又回到了潮州，并参加了当地华侨夜校的组织和领导工作。在这里，李晓帆仍以其旺盛的精力和激进的思想，给参加夜校的商人和商家子弟们授课。他触类旁通的学识与较为进步的思想，颇得华侨学校师生们的赞许。
因身体关系，晚年的李晓帆不再继续参与外界的活动。老人以读书和治学为其最大的乐趣，他身边仍然不断围绕一些求知欲很强的青年学子。
在这期间，李晓帆仍然积极支持反帝运动，虽不能再像从前那样率领青年学生们上街游行，可他在面线巷的家中仍然关心时事，亲自给参加示威的学生们书写标语和条幅，尽其绵薄之力。一直至民国十年（1921年）因病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