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全传:从社会底层到晚清名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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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家和万事兴(2)

孝而不愚德之本

每个人都有两面或多面,曾国藩也不例外。他有杰出的一面,狞厉的一面,但他毕竟是个凡人,也有普通的一面,狭隘的一面。他有超过一般人的反省气质,只要他有错,认识到了错,他就会反省自己,这是难能可贵的,这也是曾国藩身上宝贵的品质。

咸丰七年(1857年),曾国藩为了一点小事,在家里与弟弟发生了争执。

这事对曾国藩的震动很大,以至过了好久,他还表示深深的悔憾。即使身在外地,远隔千里,每当想起此事,曾国藩就郁郁寡欢,心里十分难受。并且,他以此事教诫儿子纪泽,希望他能体谅自己这番苦心。

这番心意大概有这么几层意思,一是自己以前在这方面做得不好,希望纪泽引以为戒;二是我有对不起弟弟的地方,你做儿子的应该代替父亲去弥补;三是你做下辈的在叔祖父和各位叔父面前应多尽一些敬爱之心。

如果一个人能够常存休戚一体、利害相关的想法,而不存有彼此歧视的念头,那么老一辈的人必定会很器重你、喜爱你,兄弟姐妹必定会以你为学习的榜样。这样,大家越处关系越密切,越处相互越尊重,其情切切,其乐融融。孟子说:“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

如果曾氏家族和乡亲们都说纪泽的度量比他父亲的度量还要大,那么曾国藩应当会感到非常欣喜。俗话说,望子成龙,曾国藩也不例外。他不仅教导儿子尽孝行道,而且也敢于以自己的失误去教导儿子,更是显得难能可贵。

《孝经》云:“人之行,莫大于孝。”又云“孝,德之本也,教之所以由生也。”意思是说,人的德行,没有比孝道更重要的。

孝是德行的根本。在这里,孝有两层意思,一是晚辈对长辈永远只能百依百顺,儿子对父亲只能言听计从;即使当长辈犯了错误,晚辈也要对他的错误毕恭毕敬。另外一层意思是,如果长辈在晚辈面前犯了错误,晚辈应该规劝他,这才是孝。前者是愚孝,后者才是真孝。曾国藩之所以向儿子抖落自己的错误,显然是希望儿子引以为戒,切勿重蹈覆辙。《孝经》云:“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这就是说,假如父亲做了不义的事,儿子就应当规劝他,这时候还随顺父亲的意思,又哪里算得上孝子呢?

兄弟之间互谦让

人与人之间难免会发生矛盾,就算是手足兄弟之间,也不例外。龙生九子,子子不同。每个人对人对事都有自己的见解,弟不必贤达于兄,兄也不必敏于弟。兄弟之间产生一点矛盾、隔阂也是难免的事。要想让家庭和睦,应该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呢?

有一次,曾国荃与曾国藩谈心,谈话中大有不平之气。曾国荃一下子给曾国藩提了很多意见。最大的意见是说他在兄弟之间,不能造成一种生动活泼的气氛,不能使他们心情舒畅。曾国藩虽然稍稍劝止,但还是让曾国荃把话说完,一直说到夜至二更。在此期间,他还给曾国藩提了许多别的意见,这些意见大都切中事理,曾国藩在一边倾耳细听。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既然是人,就会有缺点,有错误,曾国藩也不例外。他最大的毛病或许还不是曾国荃说的那一条,而是喜欢教训人,就是我们日常所说的好为人师。这一点是曾国藩自己也承认的。

曾国藩对自己要求十分严格,对兄弟子女也要。求十分严格。要求一严,就难免提意见的时候多,表扬的时候少。

曾国藩还是一个责任心和道德感十分强的人,凡看不惯的,有违家法的,他都会直言不讳地给予批评。曾国荃给他提的意见,实际上是说哥哥太严肃了。

曾国藩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不理论,也不辩解,而是让弟弟把话说完。

既然人家有意见,你就让他把话说出来,说出来了心中就没有了不平之气;如果你把他的话卡回去,这只能使他的不平之气更添一分,于人于己都没有好处。更何况曾国荃也说得在理呢?

曾国藩的另一个可贵之处就是虚心接受他人的批评,并不因为自己是兄长,是大官,就以势压人,老虎屁股摸不得。只要对方说得人情人理,就没有不能接受的道理。曾国藩这样做,无损于他做兄长的尊严,反而使曾国荃产生了一种亲切之感,在尊严和亲切之外,更有一种大度。

正是因为曾国藩有这样的胸怀与气度,曾氏家族才能老有所尊,幼有所爱,兄弟和睦,邻里相亲。

曾国藩做人有一条原则:兄弟之间应该互谦互让,互帮互助,彼此发展,共同进步。

他认为:作为人子,如果使父母觉得自己好,其他的兄弟都比不上自己,这便是不孝;如果使亲戚称赞自己好,其他的兄弟都不如自己,这便是不悌。

季四弟曾来信责备曾国藩,曾国藩读信后心中大震,不禁为之惊出一身冷汗。

曾国藩以为,兄弟之间都应德才兼备,不应彼高此低,就像陈氏的难兄难弟一样。

东汉时期,河南许昌有一个名叫陈寔(shi)的人,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名叫陈元方,一个叫陈季方,兄弟两人都很有德才。一天,陈元方的儿子陈长文和陈季方的儿子陈孝先,在一起争论谁的父亲功德更高,经过激烈的争论之后,仍然相持不下。最后,他们决定请爷爷做评判。陈寔对自己两个儿子都很满意,听了孙子的问话后,笑着答道:“元方难为兄,季方难为弟。”此后,这对兄弟的故事被人传为佳话。

曾国藩表示,从今以后,愿我们兄弟五人,人人都明白这个道理,彼此相互谅解。哥哥以弟弟得坏名声为忧,弟弟以哥哥得好名声为快。哥哥不能使弟弟得好名声,这便是哥哥的罪过;弟弟不能使哥哥得好名声,这便是弟弟的罪过。

兄弟之间应该同甘共苦,患难与共。有的兄弟,只能有福同享,不能有难同当。还不说有难,只要有一点点麻烦,就想方设法避开,生怕自己卷入其中。这样的兄弟不是真正的兄弟。

有一年,曾国藩所部军饷极少,这是很多年都没有的现象,加之流言外侮纷至沓来。曾国藩恐惧异常,似乎大祸即将临头。在这种紧急关头,他对弟弟说:就算是兄弟同心协力,抵御外侮,还担心墙倒众人推,事情办不好呢,哪里敢在心里生一点点芥蒂?哪里敢因弟弟语气稍直而心怀不满?外人的千万指责我都能承受,难道就不能容忍胞弟的一句过头话吗?请老弟千万放心,千万保重。

此时的兄弟实在是患难与共的兄弟,只能互相鼓励、互相劝诫、互相维护。

曾国藩就是这样,和弟弟一起渡过了难关。

曾国藩曾说,在兄弟之间,即使有一句欺诈的话,最终也不会隐瞒多久。这话似乎有些绝对,但思来却不无道理。因为有些话是可以隐瞒很久的,甚至可以隐瞒一辈子。但不能保证每一句假话都可以隐瞒。一旦你的某句假话被人识破,那么你将来即使所说的全是真话,也会被人怀疑。所以曾国藩说,索性有话直说,一语道破,虽然眼下嫌太直,难以承受,但将来肯定能被谅解,知道我的良苦用心。

下面是曾国藩的一席话:

“在几个弟弟中,国藩我对待温弟(曾国华)似乎过于严厉,但扪心自问,觉得还没有对不起兄弟的地方。我不是信口开河,大凡做大官的人,往往对妻子儿女特别照顾,对兄弟则失之刻薄;往往私肥自家,对亲戚同族则失之刻薄。国藩我从三十岁以来,就一直把升官发财当做一件可耻的事情,把官囊积金留给子孙享用看做可羞或可恨的事情。所以我暗中发誓决不靠做官发财,决不把做官得来的钱财留给后人。苍天在上,神明鉴临,我决不食言。

而今国藩我侍奉高堂父母,每年仅寄回为数不多的银两,以供双亲大人吃喝零用。对同族中贫穷的亲戚,我每年也酌情分送少许,以表达我区区心意。因为即使我多给家里寄钱,父母所衣所食也不能因此更为丰厚;与其独肥一家,使同族亲戚因此而怨恨我以及我的父母,哪里比得上分给一些亲戚,使他们对我父母感恩戴德,并且更加钦佩和尊敬呢?

如果将来在地方上做官,俸禄会比较丰厚,国藩我发誓:除了俸禄以外,一分钱也不多拿。如果俸禄越来越多,就周济更多的穷寒亲戚,决不为子女的衣食积蓄贪求。”

曾国藩如此坦诚,在他看来,这不仅仅是作为兄长的一种责任,更是为人的第一要务。

“无信不立”的先哲教诲,曾国藩总是刻骨铭心。成大事者,犹以信、诚为其立业之本,曾国藩于此深信不疑。他在致诸弟的书信中,反复告诫的就是“立身以不妄语为本”,且言“只要能够谨守”,“不管世道是治是乱,总不会失掉上等人家的地位”。曾国藩的这种告诫,其中的暗示对家道兴盛、位高权重的人来说似乎有更多的警醒意味:诚信可以立业,保业尤须诚信。一个人在他卑微的时候保有诚信并不难,最难的是当他功成名就之时犹不失诚信。而这一点,却常常是富贵人家所不易做到的。曾国藩说:“地位高了,并不一定是福气,恐怕徒然成为人们说三道四的张本。”在他看来,“树大招风”,“楼高易倒”,以诚待人,或可消弭怨隙,化解不测之灾。

立德、立功、立言,向来是人们追求的目标,也是一个人成功的标志。曾国藩以自己多年的体悟,时时劝勉兄弟们立德在先,在修身上多下工夫,成为对国家有用的人。他在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六日致诸弟书说:六弟埋怨自己的命运不佳,我也深以为然。但只是小试失利,就发牢骚,我暗笑他志向太小而心中忧虑的不大。君子的立志,有为民众请命的器量,有内修圣人的德行,外建王者称霸天下的雄功,然后才不负父母生育自己,不愧为天地间一个完全的人。所以他所忧虑的,是因为自己不如舜皇帝,不如周公而忧虑,以德行没有修整,学问没有大成而忧虑……

曾国藩作为兄长,他对兄弟的爱是多方面的,爱之以德,对德的苛求,这是曾国藩的突出之处。他自知出身贫贱,得志之时切不可忘乎所以,更应在品德修养上齐头并进。宦海生涯,曾国藩看透了无德之人为人诟骂的本质,他更看重的是一个人无愧天地,无愧于心的崇高境界。

曾国荃攻下天京后,起居奢华,言语傲慢,行为放纵。曾国藩写书直言相告,劝其顿去恃功享乐之心,重修德业反省之课。

他的严词责备是不加掩饰的,甚至是尖刻的。他始终认为:今天进一分德,便可算是积了一升谷;明天修一分业,又算剩一文钱。只有德和业都增进,那才算真正的成功,而成功亦不足恃…

曾国藩在兄弟们的眼里是令人敬畏的。他代父教弟,不苟言笑,不怒自威,更以德行服人。一次,曾国藩和友人小珊因一件小事发生争执,虽过在小珊,曾国藩事后仍内疚不已。兄弟几人劝曾国藩勿以为怀,曾国藩却道:一朝之忿,不近人情,我德有缺损,可想可见。他不顾兄弟们劝阻,坚欲登门谢罪…在曾国藩遗世的家书中,他写给诸弟的教诫充斥其间,俯拾即是。在信中,曾国藩反复叮嘱的亲近良友、莫负朋友、周济贫民、爱惜物力、勤俭为主、戒骄去奢等等,无不是一个“德”字。这是曾国藩兄弟的福分,以“德”育人从来是圣贤所推崇的最高育人之道,更何况这些书信有的竞写自两军对阵的战场上!

兄弟亲情,爱到极处,往往是口不择言,令人难以接受。曾国藩的兄弟或多或少都有这种感受。由于曾国藩的名望所在,兄弟们很少向他表达这种真实想法。

曾国藩对此有很深的忧虑,他在道光二十四年三月十日给诸弟的信中,直言不讳地讲道:“骨肉之情越真挚,盼望的心情就越殷切,责备的言词就越尖锐……所以不能不发出怨言骂你们,感情达到极点了。然而,为兄长的虽说‘糊涂’,也不能不责备你们,不是责备你们的情感,是责备你们的不检点,这有什么耿耿于怀呢?”

虽说如此,曾国藩仍是不停地反省自己。孟子说:“我爱别人,别人却不亲近我,自己要反躬自省,自己的仁爱是否有不到的地方;我以礼待别人,别人却不理睬我,自己要反躬自省,自己的礼仪是不是不周到。”……我的声望越来越高,就是我自己也不知道这是从何说起,只恐怕名望超过了实际……这全部责任在于做哥哥的提倡、做表率……

大凡功成名就之人,名望欲高,愈是珍重这份荣誉。曾国藩过人之处在于,他对自己的名望始终抱有怀疑的态度,甚至根本就不认为自己有什么名望。他从自己至爱的兄弟们身上,看到了名望遮掩下的裂痕和隐患,由此及彼,别人会怎样就可想而知了。

怀着这种深沉的认识和忧惧,曾国藩把这一感触不时地传送到兄弟们身上。他鼓励、劝勉他们为百姓多干实事,勿为名望二字所累,他说:“那才是我曾家门户的光荣,阿兄的幸运。

一语破的,曾国藩的兄弟之情,源自他已将自己的一切和兄弟们完全融为一体了,我就是你,你就是我,谁也无法分开。”

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奇人。作为一个普通的农家子弟,他以并不超绝的资质,挽狂澜于既至,扶大厦于将倾,再造满清“中兴”大业,即使一百多年过去了,仍令人回味无穷。曾国藩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就连我们新中国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也“独服曾文正”。那么,曾文正公在官场上给我们留下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