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颜氏家训》导读(2)
南北朝讲究出身,现代人依靠父荫,两者同样是拼爹[?内地的流行词,指“比拼老爹”。在贫富差距越来越显著的社会中,年轻人的贫富意识也越来越明显,喜欢比拼彼此父母的经济能力、社会地位等等。他们认为有知识、有能力,也不如有一个成功的老爸。“拼爹”这个词语一般与富二代、穷二代这两个词紧密相连。]的时代。颜之推家是“中原冠带随晋渡江者百家”之一,属于侨姓高门之列。不过颜之推与今天中国那些官二代、富二代的父母并不一样,现在的父母会为儿女攒下偌大的身家,希望子孙可以一世无忧,富贵传家;而颜之推却反其道而行之,所谓“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他特别重视对子孙后代的教育。
当代中国教育家,言必称欧美。甚少人知道,中国历史上,其实并非没有本土的教育思想,只是中国的教育思想缺乏系统的阐述,且往往散见于不同的典籍,故容易被人忽略。在《颜氏家训》之前,虽有王僧虔的《诫子书》、三国诸葛亮的《诫子书》等,但它们均以规范道德言行为主,除了散见儒家经典的片言只语外,真正触及教育理论的绝无仅有。至于《颜氏家训》则是相对较系统化的著作,它厘定及肯定了家长在孩子教育上的责任,并进行了较完整的阐述。
中国古代的典籍,很早已开始讨论胎教的重要性。《大戴礼记》:“胎教之道,书之玉板,藏之金匮,置之宗庙,以为后世戒。”胎教,顾名思义就是对未出世的胎儿实施教育。当妇女确知自己怀孕之后,中国古代胎教之法会要求妇女别处静室,闭门而居,据说这样才能产下聪慧、秉性正直、长相端正的婴儿。虽然这种古代的胎教有点故弄玄虚,甚至近乎巫术,不过,近年科学研究却证实了胎教确实有独特的功效。现代医学、心理学家和教育家认为,所谓对胎儿实施教育,其实是刺激胎儿的感觉器官,促使其迅速发育成熟,增进对事物反应的敏感度。胎儿在三个月时,人形已基本“塑造”成功,各器官包括大脑和神经系统已分别形成,胎儿对母亲的情绪变动和外界的刺激已有反应。
《大戴礼记·保傅》中曾这样阐述胎教的出发点:“正其本,万物理,失之毫厘,差之千里。 ”《颜氏家训·教子第二》说:“古者,圣王有胎教之法:怀子三月,出居别宫,目不斜视,耳不妄听,音声滋味,以礼节之。”作者提出具体的胎教方法,可见他对早期教育的重视。平民百姓假如不能实施严格的胎教,亦应在孩子出生后尽早教育,因此作者又提出“当及婴稚,识人颜色,知人喜怒,便加教诲,使为则为,使止则止”,认为家长必须在婴孩年少时便加以教诲。
孩子出生后,该用什么方法教导呢?颜之推提出与后世西方教育家十分相似的教育理论——“寓慈于严”。寓慈于严即寓慈爱于严格的教育之中,父母教子不失爱心,爱子不忘严教,如《颜氏家训·教子第二》说:“父母威严而有慈,则子女畏慎而生孝矣。吾见世间,无教而有爱,每不能然。”他这种寓慈于严的教育方法暗合现代儿童教育思想中的“恩威型”。现代育儿风格可大致分为四个类型:恩威型、专制型、纵容型和疏忽型[?四种类型,加上两个维度,定型为:恩威型(高要求、高应答),专制型(高要求、低应答),纵容型(低要求、高应答)和疏忽型(低要求、低应答)。见 Baumrind, D(1991)“The influence of parenting style on adolescent competence and substance use”, Journal of Early Adolescence, 11: 56-95.]。大量研究指出育儿风格对儿童和青少年的学业成绩有重要的影响。优秀的学生有高度温暖、严格管理、允许儿童心理自主、积极介入学校教育的父母,这类父母多为恩威型父母。教育学家认为恩威型是对孩子最有利的一种教养方式,故建议父母采用,恩威并重,“寓慈于严”,慈严并重,既严格教导,又慈爱呵护。假如父母过度放纵孩子或过度专制,可能会把子女养成不知进退,难于适应人类丛林法则的怪兽,贻害子孙。
三、多元与守一:打造通识专才
西方的柏拉图在两千多年前提倡“七艺”:文法、修辞、逻辑、算术、几何、天文及音乐,而中国的孔子大约在同一时期提出“六艺”:礼、乐、射、御、书、数。近年,各大学、中学、小学都设立通识科,原来这种教育理念源于十九世纪,目的是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并且让学生对不同的学科有所认识,能将各种知识融会贯通,最终培养出完全、完整的人格。
汉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中国的文化由多元转趋单一。唯魏晋南北朝恰好是王纲解纽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一段思想自由的时期。东汉末年以来,社会矛盾日益加深,社会秩序急剧动荡,上层的统治者已无暇钳制人们的思想。一度在意识形态上具有支配地位的儒学,此时失去了统治地位,于是知识分子借机跨越儒学的藩篱,在思想理论上别有发展,社会上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姿态。葛洪在《抱朴子》中称当时士人“皆背叛礼教而从肆邪僻”[?见《抱朴子·刺骄》。];而《颜氏家训》也没有专于一时一事,反能容纳三教九流,描写南北差异,其多元文化元素历来被人看重。
与当时一般的士大夫不同,颜之推既有才华,又注重实际,其勤奋严谨的治学精神非常值得后世学习。他善于观察社会万象,勤于积累数据,对于建康、江陵,或是邺下、关中的所见所闻,以及南北各朝朝野士庶中的各类人物、各地风物俗尚,都能加以笔录整理,并且结合文献做出准确的考证。
《颜氏家训》全书共二十篇,内容广泛,知识丰富。除首篇《序致第一》说明全书宗旨、末篇《终制第二十》叮嘱后事、《归心第十六》篇崇佛外,其余十七篇,可分为“家庭伦理”、“品德智能”、“思想方法”、“养生处世”和“其他知识”几个方面,题材多样。
当中《杂艺第十九》篇分论书法、绘画、射箭、卜筮、算术、医药、音乐、投壶、博弈、游艺等诸多方面。作者指出当时的知识分子对琴棋书画、医卜星相,都必须略知一二,因为“尺牍书疏,千里面目也”,书法代表了人的脸面。身为文人雅士,必善一门乐器,以陶冶性情,“犹足以畅神情也”。此外,医学是实用知识,可用于救急,如能微解药性,“居家得以救急,亦为胜事”。另一方面,颜之推历经刀光剑影,故唾弃那些装饰性的“弱弓长箭”,反而讲究实用性,“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先王所以观德择贤,亦济身之急务也”。
不过,对于这些技艺的熟练程度,颜之推另有独特的见解,他在《杂艺第十九》说:“真草书迹,微须留意。”又言:“谈棋亦近世雅戏,消愁释愦,时可为之。”他认为一个合格的文人必须懂得这些技艺,但不应花太多时间,只可偶而为之,因为人的精力有限,应该学有专精。颜之推对实务非常重视,在《涉务第十一》中将国家大事分为六种,而一般人只能做好一种:“能守一职,便无愧耳。”
范文澜称颜之推为“当时南北两朝最通博最有思想的学者,经历南北两朝,深知南北政治、俗尚的弊病,洞悉南学北学的短长,当时所有大小知识,他几乎都钻研过,提出自己的见解。”[?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香港:商务印书馆,2010年。
]作为一本家训,论及如此庞杂的内容,既论杂艺,又论风操和实务。显然作者不是为了炫耀知识,而是希望提撕子孙,教导他们既要掌握知识,也要拥有相称的节操;既要家庭和睦,也要教育好后代。他认为选择这样的生活方式,并以此为起点,便是对人对己负责了。
王利器先生高度肯定了《颜氏家训》一书的历史文献价值,指出该书对研究南北诸史、《汉书》、《经典释文》、《文心雕龙》等专门学问,有重要参考价值。他又专门指出《音辞第十八》一篇,“尤为治音韵学者多当措意”。颜氏辗转多地,学风严谨,的确为后世留下不少珍贵资料。
不过,此书写于一千多年前,难以避免有一些对今人来说不合时宜的消极内容。比如根深蒂固的男尊女卑、歧视妇女的观念,或是宣扬迷信、明哲保身的思想等。颜氏后裔颜嗣慎在明万历刻本的跋中说:“观者诚能择其善者,而各教于家,则训之为义,不特曰颜氏而已。”故此,阅读《颜氏家训》应择善而从之。
宋人陈振孙在《直斋书录题解》定音:“古今家训,以此为主。”故此,中国和日本都对此书做了不少研究。王利器于一九五八年出版的《颜氏家训集解》,进行了详细的校勘、考证、辨伪、增补,汇聚了近世诸家成果,为近代的《颜氏家训》研究奠下较好基础。《颜氏家训》的研究一般可分为教育思想、伦理道德、版本和文论研究四种。中国内地方面以研究教育及家庭伦理为主,自八十年代起至今有四十多篇,大多对颜之推的教育方法持认同意见,认为《颜氏家训》对现代教育具有参考价值[?周国光:《颜之推的教育思想》,《贵州社会科学》,1984年第2期;扬明:《颜之推的家庭教育方法》,《华夏文化》,1996年第3期。]。而中国台湾研究者除了关注《颜氏家训》的家庭伦理,还对其版本及资料爬梳做出贡献,如周法高在一九六○年出版了《颜氏家训汇注》,尤雅姿在九十年代发表了版本和思想方面的研究[?如《颜氏家训版本研究》、《颜氏家训伦理思想述要》等。
],交通大学的吕棋昌又根据不同版本做出颜氏家族的世系表,为后人研究提供不少方便。至于日本对六朝文学素有传统,日本汉学界比较注重《颜氏家训》中的文学论。林木虎雄早在一九二七年在《中国诗论史》就有所论述,另有林田慎之助的《颜之推的生活与文学论》,兴膳宏《六朝文学论稿》中的《颜之推的文学论》。而近年各大高校的硕士、博士论文也有相关的研究,不过并未脱离以上三种套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