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汉末魏晋的文学(1)
汉朝的韵文有两条来路：一条路是模仿古人的辞赋，一条路是自然流露的民歌。前一条路是死的，僵化了的，无可救药的。那富于革命思想的王充也只能说：
深覆典雅，指意难睹，唯赋颂耳。
这条路不属于我们现在讨论的范围，表过不提。如今且说那些自然产生的民歌，流传在民间，采集在“乐府”，他们的魔力是无法抵抗的，他们的影响是无法躲避的。所以这无数的民歌在几百年的时期内竟规定了中古诗歌的形式体裁。无论是五言诗，七言诗，或长短不定的诗，都可以说是从那些民间歌辞里出来的。
旧说相传汉武帝时的枚乘、李陵、苏武等作了一些五言诗。这种传说，大概不可靠。李陵、苏武的故事流传在民间，引起了许多传说，近年敦煌发现的古写本中也有李陵答苏武书（现藏巴黎国立图书馆），文字鄙陋可笑，其中竟用了孙权的典故！大概现存的苏、李赠答诗文同出于这一类的传说故事，虽雅俗有不同，都是不可靠的。枚乘的诗也不可靠。枚乘的诗九首，见于徐陵的《玉台新咏》；其中八首收入萧统的《文选》，都在“无名氏”的古诗十九首之中。萧统还不敢说是谁人作的；徐陵生于萧统之后，却敢武断是枚乘的诗，这不是很可疑的吗？
大概西汉只有民歌；那时的文人也许有受了民间文学的影响而作诗歌的，但风气未开，这种作品只是“俗文学”，《汉书·礼乐志》哀帝废乐府诏所谓“郑声”，《王褒传》宣帝所谓“郑卫”，是也。
到了东汉中叶以后，民间文学的影响已深入了，已普遍了，方才有上流文人出来公然仿效乐府歌辞，造作歌诗。文学史上遂开一个新局面。
这个新局面起于二世纪的晚年，汉灵帝（168—189年）与献帝（190—220年）的时代。灵帝时有个名士赵壹，恃才倔傲，受人的排挤，屡次得罪，几乎丧了生命。他作了一篇《疾邪赋》，赋中有歌两首，其一云：
河清不可俟，人命不可延。顺风激靡草，富贵者称贤。文籍虽满腹，不如一囊钱。伊优北堂上，肮脏倚门边。
这虽不是好诗，但古赋中夹着这种白话歌辞，很可以看时代风气的转移了。
这个时代（灵帝、献帝时代）是个大乱的时代。政治的昏乱到了极端。清流的士大夫都被那“党锢”之祸一网打尽。（党锢起于166年，至184年始解。）外边是鲜卑连年寇边，里面是黄巾的大乱。中央的权力渐渐瓦解，成了一个州牧割据的局面。许多的小割据区域渐渐被并吞征服，后来只剩下中部的曹操，西南的刘备，东南的孙权，遂成了三国分立的局面。直到晋武帝平了孙吴（280年），方才暂时有近二十年的统一。
这个纷乱时代，却是文学史上的一个很灿烂的时代。这时代的领袖人物是曹操。曹操在政治上的雄才大略，当时无人比得上他。他却又是一个天才很高的文学家。他在那“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地位，自己又爱才如命，故能招集许多文人，造成一个提倡文学的中心。他的儿子曹丕、曹植也都是天才的文学家，故曹操死后这个文学运动还能继续下去。这个时期在文学史上叫做“建安（196—220年）正始（240—249年）时期”。
这个以曹氏父子为中心的文学运动，他的主要事业在于制作乐府歌辞，在于文人用古乐府的旧曲改作新词。《晋书·乐志》说：
汉自东京大乱，绝无金石之乐；乐章亡绝，不可复知。及魏武（曹操）平荆州，获汉雅乐郎河南杜夔能识旧法，以为军谋祭酒，使创定雅乐。
又说：
巴渝舞曲有《矛渝本歌曲》，《安弩本歌曲》，《安台本歌曲》，《行辞本歌曲》，总四篇，其辞既古，莫能晓其句度。魏初，乃使军谋祭酒王粲改创其辞。粲问巴渝帅李管和玉歌曲意，试使歌，听之，以考校歌曲而为之改为《矛渝新福曲歌》，《弩渝新福曲歌》，《安台新福曲歌》，《行辞新福曲歌》，以述魏德。
又引曹植《鼙舞诗·序》云：
故汉灵帝西园鼓吹有李坚者能鼙舞。遭世荒乱，坚播越关西，随将军段煨。先帝（曹操）闻其旧伎，下书召坚。坚年逾七十，中间废而不为，又古曲甚多谬误，异代之文未必相袭，故依前曲作新声五篇。
“依前曲，作新声”即是后世的依谱填词。《乐志》又说：
汉时有短箫铙歌之乐。其曲有《朱鹭》、《思悲翁》、《艾如张》、《上之回》、《雍离》、《战城南》等曲，列于鼓吹，多序战阵之事。及魏受命，改其十二曲，使缪袭为词，述以功德代汉。改《朱鹭》为《楚之平》言魏也，改《艾如张》为《获吕布》，言曹公东围临淮，擒吕布也。
这都是“依前曲，作新声”的事业。这种事业并不限于当时的音乐专家；王粲、缪袭、曹植都只是文人。曹操自己也作了许多乐府歌辞。我们看曹操、曹丕、曹植、阮瑀、王丕诸人作的许多乐府歌辞，不能不承认这是文学史上的一个新时代。以前的文人把作辞赋看作主要事业，从此以后的诗人把作诗看作主要事业了。以前的文人从仿作古赋颂里得着文学的训练，从此以后的诗人要从仿作乐府歌辞里得着文学的训练了。
曹操作的乐府歌辞，最著名的自然是那篇《短歌行》。我们摘抄几节：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惟有杜康（传说杜康作酒）。
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
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存是探问）。契阔谈宴，心念旧恩。
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
他的《步出东西门行》，我们也选第四章的两段：
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这种四言诗，用来作乐府歌辞，颇含有复古的意味。后来晋初荀勖造晋歌全用四言（见《晋书·乐志》），大概也是这个意思。但《三百篇》以后，四言诗的时期已过去了。汉朝的四言诗没有一篇可读的。建安时期内，曹操的大才也不能使四言诗复活。与曹操同时的有个哲学家仲长统（死于220年），有两篇《述志诗》，可算是汉朝一代的四言杰作：
飞鸟遗迹，蝉蜕亡壳，腾蛇弃鳞，神龙丧角。至人能变，达士拔俗。乘云无辔，骋风无足。垂露成帏，张霄成幄（霄是日傍之气）。沆瀣（音亢械，露气也）当餐，九阳代烛。恒星艳珠，朝霞润玉。六合之内，恣心所欲。人事可遗，何为局促？
大道虽夷，见几者寡。任意无非，适物无可。古来缭绕，委曲如琐。百虑何为？至要在我。寄愁天上，埋忧地下。叛散五经，灭弃风雅。百家杂碎，请用从火。抗志山栖，游心海左。元气为舟，微风为柁，翱翔太清，纵意容冶。
但四言诗终久是过去的了。以后便都是五言诗与七言诗的时代。
曹丕（死于226年）的乐府歌辞比曹操的更接近民歌的精神了，如《上留田行》：
居世一何不同？上留田，
富人食稻与梁，上留田。
贫子食糟与糠，上留田。
贫贱亦何伤？上留田。
禄命悬在苍天，上留田。
今尔叹息，将欲谁怨？上留田。
这竟是纯粹的民歌。又如《临高台》：
临台行高高以轩，下有水清且寒，中有黄鹄往且翻。……鹄欲南游，雌不能随。我欲躬衔汝，口噤不能开。欲负之，毛衣摧颓。五里一顾，六里徘徊。
这也是绝好的民歌。他又有《燕歌行》两篇，我们选一篇：
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群燕辞归雁南翔。念君客游多思肠，慊慊思归恋故乡。君何淹留寄他方？贱妾茕茕守空房，忧来思君不可忘，不觉泪下沾衣裳。援琴鸣弦发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长。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汉西流夜未央。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限河梁！
这虽是依旧曲作的新辞，这里面已显出文人阶级的气味了。文人仿作民歌，一定免不了两种结果：一方面是文学的民众化，一方面是民歌的文人化。试看曹丕自己作的《杂诗》：
西北有浮云，亭亭如车盖。惜哉时不遇，适与飘风会，吹我东南行，行行至吴会。吴会非家乡，安得久留滞？弃置勿复陈，客子常畏人。
前面的一首可以表示民歌的文人化，这一首可以表示文人作品的民众化。
曹丕的兄弟曹植（字子建，死于232年）是当日最伟大的诗人。现今所存他的诗集里，他作的乐府歌辞要占全集的一半以上。大概他同曹丕俱负盛名，曹丕做了皇帝，他颇受猜忌，经过不少的忧患，故他的诗歌往往依托乐府旧曲，借题发泄他的忧思。从此以后，乐府遂更成了高等文人的文学体裁，地位更抬高了。
曹植的诗，我们也举几首作例。先引他的《野田黄雀行》：
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利剑不在掌，结友何须多？不见篱间雀，见鹞自投罗？罗家见雀喜，少年见雀悲。拔剑捎罗网，黄雀得飞飞。飞飞摩苍天，来下谢少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