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常识与习惯
常识是什么
不管是身处何种地位的人，也不管他身处哪一种场合，常识对于他都是必要的，不可或缺的。那么，什么是常识呢?我是这样解释的：
所谓常识，就是指接物待人不奇矫、不顽固，是非善恶分明，利害得失心中有数，言谈举止中规中矩。如果从学理上去解释，我认为是“智、情、意”三者保持平衡、平等地发展。如果能做到这些，就基本上具备了常识。换个说法，常识就是通晓一般的人情，了解通俗的事理，能够恰当处理。心理学家把人的心灵分成“智、情、意”三者，并认为三者是可调和的。正因为有了智慧、情爱和意志，才有了人类社会的活动，人们才能与事物接触，取得效能。所以，我想对常识的根本原则“智、情、意”三者作一下说明。
智对于人类究竟起着什么作用呢？一个人，如果没有足够的智慧，识别事物的能力就不足。一个无法识别是非善恶和利害得失的人，不管他多么有学识，也不能以善为善，以利为利，所以对这种人来说，纵有学问，也是白白地糟蹋了。懂得了这一点，也就懂得了智慧对于人生的重要性。
智慧于人生是如此的重要，然而，宋代的大儒程颐、朱熹却是极其地厌恶智慧，认为智慧会使人变得伪诈，容易使人陷入术数之中，而且，如果将智慧用在功利上面，就会远离仁义道德。因此，他们主张疏远智慧。这样，原本可以在各方面活用的学问，变成了无用的死物，但求“修一己之身”，只要“不做坏事”就好，这种人生观真是太荒谬了。
试想，如果一个人只要求自己，只要自己不做坏事，别人怎样与我无关，这样的人是怎样的人呢？这样的人生活在社会上会有什么贡献呢？这样的人明白人生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吗？过分约束智，虽然不会有人做坏事了，但人心也渐渐倾向于消极，行善的人也将渐渐减少，这是很让人担忧的。人活在世上，一定要为社会多作贡献，万不可行恶做坏事，这样人生才有意义。朱子有“虚灵不昧”、“寂然不动”之说，主张仁义忠孝，认为智会偏向诈术不能不避之，因此，使孔孟之教陷于偏狭之境，也致儒教之大精神为世人所误解。其实，智是人心不可或缺的一大要件，所以，我认为绝对不能轻视智。
如上所述，智是十分重要的，但只要有智就能在社会上活动了吗？不是的，如果没有情的辅助，智是无法充分发挥其能力的。试问，有很高的智，但却很薄情的人通常会怎样做事情呢？他会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而对别人的利益毫不在乎。一般有高智慧的人，无论做什么事情，从一开始就能掌控其发展，预知其结果，能够把事物看得很透彻。这种人如果缺乏情爱，那后果将不堪设想。因为他会运用其所洞悉的事理，毫不顾及他人的利害得失，而只以自身利益为第一，不择手段地去追求私利，甚至采用极端的方法。
能调和这种不均衡现象的，只有情。情是缓和剂，不管什么事只要用情来调和，便可保持平衡。情可以圆满解决一切人生之事。假如人世间没有了情，那么人间将会变成一个怎样的天地呢？其结果一定是凡事都走极端，无法收拾。因此，对于人来说，情是不可或缺的一种机能。
但是，情有一个最大的缺点，就是容易使人激动，控制不好，恶化下去就会动摇已经确定的决心。人的喜、怒、哀、乐、爱、恶、欲七情多变无常，因此，在人的心底深处，如果没有能够约束情的东西，恐怕就会有感情用事的缺点，于是便产生了意志，所以意志对人也是非常必要的。
抑制容易冲动的情，需要依赖坚强的意志。意志是精神作用的根源。有坚强意志的人，在人生舞台上担当的是强者的角色，但只有坚强意志而没有情与智相辅的人，只会是一个顽固的人，刚愎自用的人，即使自己的主张不对，也不会矫正。像这样以自己本位坚持到底的人，有其可爱之处，但不是值得尊敬的人，他缺乏身处一般社会应有的资格，换言之，他是坐在精神轮椅上的人，不是一个完全的人。
有坚强的意志再加上聪明的智慧，再以情爱来调节，使这三项因素得到最适度的调和，再加以运用，才是完整的常识。现代的人们，只知开口闭口大言“坚强你的意志”吧，但不知空有坚强的意志是无济于事的，就如俗语所说的蛮勇武夫一样，虽然意志很坚强，但不能说是一个对社会很有用的人。
口是祸福之门
我是一个善辩的人，经常在各种场合谈话、演讲。这样，不知不觉间话说多了，难免有时会说错话，为人所笑或落人口实。但不管如何为人所笑或落人口实，只要开口说话，我都实话实说，不胡言乱语。也许在别人听来是妄语，但我确信自己没有口出狂言，我所说的都是自己确信的东西。
虽然祸从口出，但如果因为畏惧祸从口出就不再说话，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我认为在必要的场合应勇敢表达自己的想法，否则将会失去大好机会。虽说祸从口出，但是不是也能福从口出呀？难道不能利用口舌得福吗？即使多辩不令人感到钦佩，可沉默也同样不令人感到可贵。
像我这样爱辩论的，由此结下了祸，也由此招来了福。譬如说，沉默不能解决任何问题，但你说出来，就可能解决你的困难。可能正是因为我善辩，别人一旦有口舌之争，人们就会请我去调和，每次都能得到圆满的解决；也可能正是因为经常调解纠纷，才使我获得了较多练习口舌的机会，如果经常保持沉默的话，这些福就不会来临。由此看来，的确能从口舌中得到利益。所以说口是祸之门，也是福之门。
松尾芭蕉法师有句诗说：“冷语如秋风，出口唇也寒。”这是祸从口出的文学表达，但只看到祸的一面，未免有些消极，要是解释得极端一些，就是要人变成哑巴，什么也不能说。如此一来，人的生活空间未免就变得太狭隘了。
口是招祸之门，也是降福之门。所以，为了招来福，多辩并非坏事，但为了避免招致祸端，说话时一定要谨慎小心，即使是一两句话，也绝不可存轻妄之心。要牢记祸福须分明。
因恶而知美
我经常被世人所误解，被人批评为“清浊非吞主义”的信奉者和不分正邪善恶的人。前些天有一个人当面质问我：“先生把《论语》标榜为为人处世的根本原则，而且您也在身体力行《论语》主义，但是您的学生中却有与先生主张完全相反的，可以说是非《论语》主义者，他们应该受到社会的谴责。先生置社会舆论于不顾，满不在乎地继续和他们交往，难道不怕损害您高尚的人格吗？我想听听先生的想法。”
诚然，他们批评得有道理，也很恰当，但我有我的想法。我处理世事所抱持的原则是：自己立身的同时帮助别人，为社会效力。我愿意竭尽所能多做善事，救济别人，促进社会的进步与繁荣。我把为自己谋求钱财、地位和子孙的繁荣放在第二位，把为国家社会效力放在第一位。我是如此为他人着想，时时刻刻想着要帮助他人，用心提升他们的能力，以把他们安排到适当的位置上。也许是我的这种想法和做法，才招来社会的恶评的吧。
自从我踏进了实业界，我所接触到的人在逐年增加。这许许多多人中，虽然有人模仿我的所作所写，但只要他们能发挥自己的长处，精益求精做事业，即使他们的动机是为自己谋利，只要事业正当，结果对国家社会有益，我就会同情他们，并经常加以援助，设法帮助他们完成心愿。这不只局限于谋求直接利益的工商业者，对于从事文笔生活的人士，我也是一视同仁，用同一原则给予帮助。比如，虽然我见地平凡，但如果从事新闻工作的人真心实意地来采访我，并且所提的问题对社会有价值，我一定来者不拒。
我之所以尽管很忙，还要抽出时间来满足他们的要求，是因为这不仅能遂了他们的心愿，而且对社会也有益处。这就是我所抱持的原则。所以真诚想和我见面的人，不管是旧识还是新知，只要是真诚的，我都乐意和他交谈，倾听他的诉说。如果他的希望的确合乎道德，那么不管他是谁，我都会尽力帮助他完成愿望。
然而，让我感到气愤的是，有人利用我的开放主义提出一些无理的要求。比如，有人素昧平生就请求我借钱给他做生活费；有人因家里不富裕，怕家长让他中途辍学而请求我补助他今后几年间的费用；有人有了如此这般的发明，想借此成就一番事业而请求我帮忙筹措资金；甚至有人想要创业，而请求我出钱投资等。诸如此类的信件每月就有几十封之多。因为信封上写着我的姓名、地址，我就有读它的义务，所以寄来的信我都会拆开看，然而，这许许多多的要求和愿望多半都是无理的。还有人会亲自登门来提出种种的愿望，他们我都见，但对他们所提出的不合理的要求和愿望，我都一一说明其不合理的地方，然后再拒绝他。
我的这种做法，像一一过目收到的信件和一一接见前来的访客，在别人看来，也许都没有必要，但不看信件或不见客人，就违反了我的处世原则。因此，尽管知道这样会给自己增添很多的杂务，使我没有片刻的闲暇，但为了信守自己的原则，我仍然愿意不厌其烦地承担这些“多余的麻烦”。
所以，不管是何种人的请求，陌生人也好，熟人也好，只要提出的要求合理，一是为了他们个人，二是为了国家和社会，我都义不容辞地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予帮助。也就是说，只要有道理，我都愿意主动地助他一臂之力。当然，也有帮错忙的时候，但是，坏人不一定做一辈子坏事，好人也不一定会一辈子都做好事。所以，有时候即使知道他是坏人，也不要把他当做坏人来憎恨，而是要尽可能地用善去诱导他，使他向善。我就帮助过一开始就知道对方是坏人的人。
习惯的力量
习惯就是一个人平常的行为举止不断重复所自然而然地形成的一种固有惯性，它会影响到一个人的心灵及行动。比如，坏习惯多的人时间长了就成了恶人；好习惯多的人时间长了就成了善人。所以说，习惯会影响到人的性格。
而且，习惯不只是自己的事情，它还会感染给他人。因为人总是自然而然地模仿别人的习惯，所以习惯的扩散力很强，这不仅指行善的方面，作恶的方面也一样。因此，一定要格外警惕，比如以言语动作来说，甲的习惯传给乙，乙又传给丙，这种例子绝不稀奇。
再举一个较显著的例子，最近在报纸上经常可看到的一些新词，甲报上刚登载了，乙报、丙报、丁报立刻就会转载，不久就成了社会上的一般用语，都见怪不怪了。像“时髦”、“成金”（发财之意）等用语就是例子。女人间的用语也是这样，像近来女学生之间频频出现“好×好×”、“就是这样×”等用语，就是一种谈话习惯，经由传播而成为广为流行的新词。再如从前没有“实业”这个名词，但在今天已变成习惯用语了，一说到实业，人们马上就联想到了工商业。又如“壮士”一词，从字面上理解，是指壮年人的样子，但在今天，称呼老年人也可以叫做“壮士”，这一点都不奇怪。由此可见，习惯的传播力和感染性是如何厉害；由此可以推测一个人的习惯也有可能变成天下的习惯。所以，对于习惯的养成要特别注意，并且还应自重。
在少年时代习惯更为重要。从记忆力方面来说，少年时代记在头脑中的事情，到了老年以后还能记得一清二楚。我的一生之中，就是少年时代所记忆的事情最为清楚，当时所读过的书或历史，现在仍然记忆犹新。如今上了年纪，昨天看过的书今天就忘记了，而且忘得一干二净。
因此，习惯的养成，最重要的就是在少年时代。此时一旦养成习惯，一辈子都不会改变。而且，在少年期到青年期这个时间段，也最容易改变习惯，因此，在这个时期中，要尽量培养良好的习惯，并且形成自己的个性。我在青年时期就离乡背井，浪迹天涯，因而养成了比较放纵的生活习惯，以致日后一直为不能改正这个坏习惯而苦恼，还好我每天都有改善的念头，终于矫正了大部分坏习惯。
明知不好还不改正，那是因为没有足够的克己能力。根据我的经验，老年后仍然要注重培养和矫正习惯。老年时如果肯努力，青年时养成的恶习还是可以矫正的。所以，处在今天这个崭新的社会中，我们更要有这种自重的决心，并持之以恒。
习惯一般都是在不知不觉中养成的，在重要时刻还是可以改变的。比如，习惯于睡懒觉的人，平时早上起不来，但要是遇到了战争或碰到了火灾，再怎么爱睡懒觉都一定能早早起来。可见习惯都是因为轻视养成的，在日常生活中认为小事微不足道，我行我素，习以为常就形成了习惯。所以，男女老幼都要用心警惕，养成好的习惯。
伟人和完人
史册中记载的英雄豪杰，多数人在智、情、意三方面都不平衡，也就是说他们意志坚强，但智慧不足，或意志和智慧兼备，可惜却缺乏人情与爱心。像这样性格不健全的人，在这些英雄豪杰之中，比比皆是。这样的人，英雄也罢，豪杰也罢，都不能称为有常识的人。当然，单就某一方面来说，他们的确有伟大之处，这是普通人无法做到的。
但伟人却不是完人，他们是大不相同的。伟人只是具备做人应有的全部性格中的一部分，虽有缺陷，但却有着超越他人的优点，可以充分补救其缺陷。虽然他的优点补救了他的缺陷，但是这样的人与完人比较，还是有一些差距的。
所谓完人就是智、情、意三者全部具备的人，也就是具备完整常识的人。对于我来说，我希望社会上能够辈出伟人，而对于社会上的大多数人来说，却更希望自己可以成为完人。伟人对社会的作用不是无限的，也不是必要的，而完人对于我们的世界却是必要的，不可缺少的。伟人只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才会需要他们，正常的情况没有必要用伟人。
人在青年时期，一般思想不稳定，容易变化，好奇心重，并且常常会做出让人感到意外的事情。随着年龄的增长，经历的事情多了，他也逐渐稳健扎实起来，不再像年轻时那样心浮气躁了。然而，常识的性质是极为平凡的，对喜爱标新立异、行动奇巧的年轻人来说，让他们朝着伟人的方向去发展，他们会很愿意，而让他们去做完人，去学习、培养这种平凡或常规，他们会感到非常痛苦，这是年轻人的通病。
一个国家要达到政治理想，国民的常识就必须提高；产业要繁荣进步，实业家的常识就必须不断地完善。所以，即使人们心里不愿意，也必须热心培养常识。何况，根据社会的实际情况，政界也好，实业界也罢，在处理人民大众、社会事务的时候，真正作出决断的人，不是那些具有深奥学问的人，而是具有完整常识的人。
似是而非的亲切感
在社会上有这样一种现象，有些人冷酷无情，毫无诚意，行为怪诞，做事不认真，可他们却常常受到社会的信赖，戴上成功的荣冠。而相反的是，一些做事认真，诚朴笃实，行事忠恕的人，反被世人疏远而变成社会的落伍者。难道这就是天道吗？
判断人的行为是善是恶，必须把他做事的动机和行为结合起来，才能够作出正确的判断。不管他做事的动机是如何的认真、忠恕，但如果其所表现的行为是迟钝或放肆的，那么他就成不了大事。虽然做事的动机是要为别人好，结果反而害了别人，这不是善行。记得以前的小学课本内有一篇“爱之反而害之”的故事，内容是说有个小孩看到小鸡孵化很困难，无论如何挣扎都不能挣脱身上的蛋壳，小孩便帮小鸡把蛋壳剥下来了，结果反而害死了小鸡。
在孟子的书里面也有很多类似的故事。有一则说，有人出于好心要为别人出主意、献计策，打破人家的大门，闯到了屋子里，这个做法真叫人难以忍受。另一则是梁惠王向孟子问政事，孟子说：“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孟子的意思是用刀杀人和用政治杀人性质是一样的。
又一则是孟子与告子论不动心术时告子所说的一句话：“不得于心，勿求于气，可；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可。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夫志至焉，气次焉，故曰：持其志，无暴其气。”这就是说志是心的根本，气是心在外部行动的表现。做事的动机虽是出于善意，也合乎忠恕之道，但往往会因一时冲动而得到不是出于自己本意的结果。因此坚持本心，不冲动，不因发怒而做错事，这要靠不动心术的修养。孟子善养浩然之气，能够促进不动心术的修养。但凡人平常总容易做错事情。
孟子举了一个例子说：“有个宋人想让自己地里的禾苗长得快些，便把禾苗一棵棵拔高，忙了一天，回去告诉儿子说：‘今日真是累，我帮助禾苗长高了！’儿子跑到地里一看，禾苗都枯死了。”要使禾苗成长，必须浇水、施肥、除草等等，还需要时间，但为了快速成长而将苗拔起，那就错了。孟子的不动心术可不可行暂且不管，但在人世上，像这种助苗成长的行为是不好的。由此可以推知，不管一个人做事的动机如何善良，且符合忠恕之道，但其行为如果无法与之配合，社会上又有谁敢信赖你呢？
相反，做事的动机虽有些不纯正，但其行为机敏忠实，足以得到人们的信任，那么这个人就会成功。所以，虽然动机不纯，但行为正直，这种情况严格说起来好像不合道理，但如“就是圣人，只要欺之以道，还是容易得逞”那样，在实际社会里，与其说是人心之善恶，不如说是其所作所为之善恶才被看重。
换个说法，与其说是心地善恶，不如说是行为之善恶才比较容易判别的关系，所以还是所作所为敏捷活泼而善良的人，才容易得到人们的信赖。如，幕府将军吉宗郎巡视地方时，有一个孝子背着老母亲站在路边参观出巡行列，得到了将军的褒赏。
一个不务正业的无赖汉，听到这个故事之后，便效法孝子，随便借了个老妈背着，站在路旁拜观，企图得到褒赏，吉宗公照赏不误。跟从将军的属下当即揭穿此人的伪装，并提出异议，但将军说，虽然他是假装的，但所仿冒的是孝行就值得奖赏。
孟子曰：“西子蒙不洁，则人皆掩鼻而过之。”这是说，即使是倾城倾国的美人，如果蒙羞受辱而污秽了，也没有人愿意接近她。同时，内心如母夜叉而外表婀娜多姿的女人，会在不知不觉之间迷惑着众人，这是人之常情。所以说行为的善恶远比动机的善恶易被人察觉。巧言令色易感动人心，忠言往往逆耳。心志忠恕、认真负责的人被贬黜，也只能哀叹一句“天道宁论”而已。相反，投机取巧、八面玲珑的人却容易成功地骗取人们的信赖。
何谓真才真智
任何一个人立身处世，都需要智慧，并不断地增加。无论是为了个人的发展，还是为了国家的利益，如果没有智慧，都一样没有办法进行。但是，在充实知识之前，我们先得培养人格。我认为培养人格也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举措，只是我也不知道应当怎样给人格下定义。那些极少数可以称得上没有常识的英雄豪杰，却都有崇高的人格。人格与常识一定要一致吗？有人在社会上是个完全有用的人，于公于私都受到重视，大多数这种有真才智的人，他们的常识都很丰富。
但对于常识的发达，最重要且非注意不可的是自己的境遇如何，若以格言式的文字来表示，则可以写为：“人务留意一己之境遇。”也许这个写法并不恰当，因为我对西洋的格言不太清楚，所以常常以引用东洋的格言为例。《论语》中有很多适用于各种场面的关于“要注意自己境遇”的教训，其中有大事也有小事，不胜枚举。
因能注意及此而成为至圣先师的孔子，他很用心，时常注意是否适合他自己的境遇这件事情。对于他人，当孔子发现所作所为不适合其境遇时，他就不予赞同。举一个例子说明，孔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以此对子路说，子路听了很是高兴。实际上，孔子似乎有点用心不正的样子，但子路以为这既然是夫子他自己的提议，所以也就放心了，乐不可支地表示愿意随行。
可是孔子从子路的喜悦程度看到子路似乎还不了解自己的境遇，所以孔子才继续说：“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告诫子路要考虑自己的处境。一听“乘桴浮于海”虽很高兴，但子路如果能够知悉自己的处境，他可以这么说：“这样也好，只是要浮于海的话应该如何取材才好呀？”如此答复孔子，则孔子一定会感到子路已经领会了自己的心意，也许孔子会接着说：“那么我们去朝鲜或日本吧！”也未可知。
又有一次，孔子要他的弟子们各言其志向。子路率先回答说：“给我一个千辆兵车的中等国家，我治理三年后，可以使老百姓人人勇武，并且明白什么是道义。”孔子轻轻地一笑，没有作什么评价。最后，孔子问正在鼓瑟的曾皙：“曾皙，你有什么打算呢？”曾皙说：“我想我与他人不同。”孔子说：“不同也可以说说看。”于是曾皙说：“在春光和煦的日子里，换上轻盈舒适的春装。邀集五六位朋友，领着六七个天真烂漫的孩子，在沂水里游泳，在岸边踏青散步，在舞雩台上吹风乘凉，然后一路唱着歌回家。”听到曾皙的话后，孔子感叹地说：“我和曾皙想到一块了。”弟子都走后，曾皙问孔子为什么笑最先回话的子路。孔子说：“治理国家应该推崇礼让，可是他的话却一点不谦逊，所以笑他。”大概是在笑子路对于自己的境遇、身份地位没有自知之明，不能自己定位吧。
有时，孔子也有极为自负的语言出现，例如桓魋要杀孔子时，众门人都感到恐怖，孔子却说：“上天赋予我这样的品德，那桓魋又能把我怎么样？”泰然自若，不忧不惧，很明白自己的境遇。当孔子由宋归国途中被很多人包围，将要被害时，门人都很害怕，孔子说：“天若要湮灭这种文化，那我也就注定不可能听闻了。上天如果还不愿让这种文化消失，那么匡地的人又能把我怎么样呢？”临危不惧，不动如泰山。
有一次，孔子去太庙，每件事都要问，有人感到奇怪说：“谁说孔子懂得礼呀，他到了太庙里，什么事都要问别人。”孔子听到此话后说：“这就是礼啊！”孔子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境遇地位，正是对人生处世道理的正确运用。
如此看来，孔子之所以能成为圣人，可能就是因为对于琐细小事，他也毫不怠慢。我们大家每一个人都能像孔子那样当一个圣人吗？虽然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但如能注意，不要弄错自己的境遇与身份地位，则成为中人以上的人还是没有困难的。
然而，世上的人往往背道而驰，稍有些成就，便得意忘形，忘记了自己的境遇，而做出与自己的身份不相适应的事来。一旦遭遇困难，便失魂落魄，终致丧失一切。这种骄其侥幸、哀其祸灾的态度是庸凡之人的通病。
动机与效果
我最厌恶心智不正的轻薄才子。尽管他表现得非常巧妙，但毕竟不是出于真心，所以我不愿与他们为伍。然而人不是神，单从外表行为很难看透一个人的内心，所以在不知其心智的情况下，容易被行为巧妙的人所利用。
根据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与良知良能学说“凡是内心所思一定会表现在其外在行为上”来看，心智善良的人，其行为也必定善良，行为不好的人，其心智也一定不好。但在我这个外行人看来，并不完全正确。心智善良也有行为不好的可能，行为善良也有心智不良的可能。
我一点都不懂西洋的伦理学与哲学，只能根据四书及宋儒的学说对人性的理论与处世的道义作一点研究而已。没想到的是，我的上述意见竟与保尔逊的伦理说不谋而合。他说，英国的伦理学者米尔黑德曾经讲过，只要动机善良，其结果即便不好也没有关系，这是一种动机说。
比如克伦威尔为了解救英国的危机，弑杀了昏愚君主，自己坐上了皇帝的宝座，这种行为在伦理学上不被认为是坏事。在今天被当做真理的保尔逊伦理说，认为动机与结果即心智与行为，在分量与性质上仔细考量之后，才能论定善恶。比如，同样是为了国家而作战，有的是为了扩张领土而发动侵略战争，有的是为了保卫国家利益的正义战争。
再从主权者的立场来说，他的政策是为了国家为了国民的利益而发动战争，如果他选错了开战的时间，那么他的行为就是可恶的；但如果他误打误中，连战连胜，使国家得到富强，人民有了福利的基础，那么他的行为就不能不说是好的了。比如克伦威尔解救英国的危机，其行为诚然是善的，但如果他的行为使国家陷于灭亡的话，其所做的一切仍然属于可恶。
保尔逊之说到底是不是一种真理？我实在难以理解，但是与其赞成弥亚赫得的学说，认为心智善良，行为就必定善良，还不如认为“把内心的志向与外表的行为两相比较考量之后，才来论定其善恶”较为正确。
我经常接见一些客人，把回答他们的问题当做一种义务，很亲切地接待他们，这与受人请求后不得不帮忙，半推半就地做了，虽同属一件事情，但其心智与动机却大不相同。同样道理，有时虽然心智相同，但因时间与地点不同，行为也迥然不同。
就好像土地有肥沃的也有贫瘠的，气候有寒冷的也有温暖的一样，人的思想感情也有不同的时期，所以虽然我一直以同一志向处事，但因对象情况不同，我们的行为和结果也大不一样。因此，在判断一个人的行为是善还是恶之前，我们一定要先非常仔细地考量他的心智与行为的分量与性质。
人生在于努力
大正二年，我已经七十四岁了。这几年，我一直采取尽量避开杂务的方针，可是，也不能完全闲散下来，我还得照料自己一手创办的银行，所以，虽然上了年纪，仍然照常在活动。人工作不分年老年少，失去了努力奋斗的进取心思，这个人就不会发达。同样，一个国家如果充满这样不思进取的国民，这个国家当然也不会繁荣昌盛。
我一生兢兢业业，自勉自励，做事尽忠职守，一点都不敢懈怠。每天早晨都在七点以前起来，尽量接见来访客人，不管一天来多少人，只要有时间，一律接见。
我这样一个已过七十的老人，尚且不敢有懒散怠惰之心，希望年轻人能够更加谨慎，长思长进。因为惰性会蔓延，开始就懒散怠惰就会一直懒惰下去，最后也决不会有好结果。坐着做事情比站着做舒服，但坐的时间长了，膝盖会痛；躺下来做事情更舒服，但躺的时间长了会腰酸背痛。怠惰的结果终究是怠惰，时间长了，不但一无所得，而且会加速落后，不进反退。因此，每个人都应该养成勤奋努力的好习惯。
人们常说必须增长智力了，或必须了解时势了。诚然，这些都是很必要的事情，但要想加大对时势的认识，正确对事物作出选择，你必须先增长智力；不学习知识，却想增长学问是不能如愿的。即使这样做了，智力达到了一百，但如果不能够灵活运用，那么有再多的知识也都是死的。
要想灵活运用智力，应先学习实践，努力推行。如果只是一时兴致所为，也没什么用处，一定要持续不断地坚持，做到终生学习，才会有结果。一般上进心强的国家，国力会越来越雄厚。与此相反，懈怠心盛的国家，其国力会越来越衰弱。现在，我们的邻国中国，就是一个不求上进的好例子[此话说于1913年，指晚清——编者注]。
所以，每一个人都要认真学习，使得各乡各镇之间，全民上下都能享有美风的熏陶，好使国家能在其美风之下，同享造化。如果各国都能认真学习，那么，个人的努力，不只是为自己一个人的幸福而已，他是在带给一乡、一国，甚至整个天下更大的福利。所以每一个人都要拥有一颗努力、上进的心，这实在是太重要了。
人生在世，一个人要想成功，智慧是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即要想成功一定要先有学问。但认为只要有学问就能马上成功又是对成功的极大误解。《论语》中有个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子曰：“是故，恶夫佞者。”这个意思是说，只逞口舌善辩，不实践道理是不对的。我很赞同子路的话：不要以为只在书桌上读书才是真正的学问。
总而言之，“凡事决胜于平常如何作为”。我们用医生与病人的关系来举例说明。平时不注意卫生，生病了就马上去找医生，因为医生的职责就是医治病人，所以，什么时候都应该替患者治病。这样想就大错特错了。医生一定会劝你平常要多注意卫生。因此，我希望所有的人要努力学习，同时，在平时就要多加注意一切事物。
就正避邪之道
凡是能够对事物作出判断，经常说“要这样”、“不要那样”的人，一定是正邪曲直非常明了的人，因为他懂得当机立断。但有时候有些事是不能果断的，比方说，有人用花言巧语做前锋，用大道理做后盾来劝诱我们做一件事时，我们会在不知不觉之间放弃自己的主张，而听从对方的话。我们在无意识之中，就这样违背了自己的本来心意。如果在这紧要关头，我们能够保持头脑冷静，不忘却自己的主张，就不会迷失自己，这是最锻炼意志的地方。
如果遭遇到这种情况，你应该用常识的方法先把对方讲给你的话自问自答一番，这样做就比较妥当了。结果可能会有以下几种情况：一、听从对方的话，开始可能会得到利益，但时间长了，就会出现不利情况。二、对方的建议，目前可能看不到好的效果，但时间长了，就会产生利益。如果能够这样思考，你就不会被迷惑，并且可以按照你的本意去做事情。我认为这也是锻炼意志的好方法。
简单地说，意志的锻炼可分成善恶两类。比如石川五右卫门（江洋大盗）是一个在做坏事方面意志相当坚强的人，他就是经过坏的意志锻炼法训练出来的。虽然锻炼意志非常必要，但没有必要去锻炼坏意志，我也没有为此专门立论著书的想法。可是，如果我们采用背离常识的锻炼法，会导致错误判断，说不定会产生第二、第三个石川五右卫门。所以，在开始锻炼意志之前，应该先训练对常识的判断，这是很重要的前提。用这种方法锻炼出来的人，用心处世待人，不会有过失。
这样看来，锻炼意志一定要有常识的配合。有关常识的培养，其他文章已有详细的讲解，在此从略。不过，根本的出发点依然是在孝悌忠信，即本着忠孝二字去培养意志，凡事循序而进。不管做什么事，记住一个原则：深思熟虑以后再作决定。
但不是每一件事都一定有充足的时间可以让你去思考，事情会突然发生，或者遇到不速之客，你必须马上作出应答，根本就没有时间去充分地考虑，如果你平时常漫不经心，疏于锻炼，那就很难当机立断，从而，也许就会产生一种与你心意完全相反的结果。所以，无论什么事情平常都要注意不断地锻炼，使其成为一种习惯，这样一旦有了状况，你才能泰然处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