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盛世隋唐南北宋(1)

杨坚建隋

自西晋灭亡后，中国北方一直处于“五胡十六国”割据的混乱局面，直至公元386年鲜卑族拓跋部在北方建立起魏国后，北方才脱离了东晋名义上的统治，使局势逐渐安定起来。公元439年，北魏太武帝统一北方。公元471年，北魏孝文帝即位，开始了北魏的重大改革，中国的北方已经开始进入了其民族融合的阶段。孝文帝死后，北魏开始逐步走向衰落。公元534年，北魏的孝武帝因不满当时掌控实权人物高欢的胁迫，出走于长安宇文氏家族，而高欢则另立元善见为帝，于是北魏分裂为东西两部分。

不久之后，宇文泰将孝武帝杀害，改立南阳王宝炬为帝，与高欢所建的东魏对立，建都长安。公元557年，宇文泰的侄子宇文护得将领支持，逼迫西魏恭帝禅让，由宇文泰的儿子宇文觉即位，建立北周，建都长安，西魏政权灭亡。在整个西魏统治时期，一直都由权臣宇文泰控制着政权，在他的努力下，北方经济逐渐恢复，人民安居乐业。

东魏由高欢拥立北魏孝文帝—年仅十一岁的曾孙元善见为孝静帝，为自己登上帝位而铺路，并与宇文泰所建的西魏对立，建都邺城。在整个东魏统治时期，一直都由权臣高欢控制着政权，他只是玩弄权术，筹备篡位，因此国内土地兼并问题严重，民族矛盾尖锐，而且屡败于西魏。公元550年，高欢的儿子高洋取代东魏，建立新政权，国号齐，此后东魏全境进入北齐的统治。公元577年，北齐政权被北周代替。

北周宣帝时期政治腐败，民不聊生，社会矛盾激化，统治集团内部的分裂，给杨坚为首的汉人将领夺取政权提供了良机。公元580年，周宣帝病死，即位的周静帝只有八岁，以大丞相身份辅政的杨坚，控制了北周的军政大权。公元581年，杨坚在消灭北周残余势力后，以“受禅”为名，废周静帝自立为帝，是为隋文帝，国号为隋，改元开皇，定都大兴（今陕西西安）。隋朝的历史就从这一年开始。公元588年，隋文帝以次子杨广和大臣杨素为统帅，率兵五十余万，大举伐陈。次年，隋兵攻入建康，陈（南朝的最后一个政权）灭亡。从东晋十六国以来长达三百年的分裂割据局面至此结束。

开皇之治

隋文帝完成统一大业后，一面躬行俭朴，一面采取了许多有利于巩固政权的措施。鉴于东汉至隋南北分裂达四百多年之久、民生困苦、国库空虚的局面，杨坚以富国为首要目标，轻徭薄赋以解民困，在确保国家赋税收入的同时，稳定民生。

隋文帝时期在政治经济制度上进行了大量改革，其中影响最深远的是他将地方州、郡、县三级减为州、县两级，借以节省开支、精兵简政。在中央则首创了三省六部制度。此外，隋文帝还废止了自曹魏以来中国实行了三百多年的九品中正制，而创立了科举制度。

经济方面，隋朝仿北魏的均田制，实行均田法，又减免赋役，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此外文帝下令重新编订户籍，并在全国修建仓库，以便灾年救济难民。文帝又致力建设，在原长安城东南营建新都大兴城；开凿广通渠，自大兴引渭水至潼关，以利关东漕运。

学术文化方面，文帝大力提倡文教，广求图书，为保留中华文明作出了巨大贡献。

正由于上述措施的推行，隋在文帝统治的最初二十多年间，政治清明，人口增加，府库充实，外患不生，社会呈现出了一片繁荣，历史称为“开皇之治”。隋文帝实现了自秦、汉以来的又一次长时间的统一，使北方民族进一步融合、南方经济发展，使隋代获得了“国计之富者莫如隋”的赞誉，为我国封建社会大唐盛世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科举制度的创立

科举制是由皇帝亲自主持、以分科考试形式录用人才的取士制度。科举制由隋代创立，完备兴盛于唐朝，衰落于明、清。1905年，开始推行学校教育，科举制度彻底被废除。

汉代选拔人才的制度称为“察举制”。公元前196年，汉高祖刘邦下求贤诏，令从郡国推举有治国才能的“贤士大夫”，开汉代察举制度的先河。把察举作为选官的一项制度是从文帝开始的。公元前178年，汉文帝下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后又下诏“诸侯王、公卿、郡守举贤良能直言极谏者”。汉武帝进一步把察举发展为一种比较完备的选官制度。察孝廉的对象是地方六百石以下的官吏和通晓儒家经书的儒生，由郡国每年向中央推举。察举制在西汉到东汉初曾起过重要作用，为封建国家选拔了大批有用之才。以后随着政治日益腐败，察举不实的现象渐趋严重。到东汉晚期，已成为豪强或官吏安插亲信的工具，完全失去了网罗人才的作用。

魏晋南北朝时期，政府选拔人才的制度是九品中正制。公元220年，曹丕采用吏部尚书陈群的建议，立九品官人之法。它的主要内容是，在各州、郡选择有识见、有名望、善识别人才的官员任“中正”，查访评定州、郡人士，将他们分成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等，作为吏部授官的依据。曹芳时，司马懿当国，在各州加置大中正，因此有大小中正的分别。但是这种制度执行到后来就演变成只从名门望族中选拔官吏，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状况。

隋代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打击门阀世袭，开始实行科举制，规定六品以下官吏须由尚书省吏部提名，废除了传统的州郡辟举制（地方一级的征聘制度）和九品中正制。隋代的考试制度，除有秀才、明经科外，炀帝时又加了进士科；进士只试策，明经除试策外还试经。这两种科目都适应了一般士绅的要求，通过考试，即可入仕。由此，就算是一般庶族寒门，只要有才就有机会跻身掌权的统治阶层。

二世而亡

隋文帝死后，他的儿子杨广即位，年号大业，是为隋炀帝，他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暴君。在位期间，政绩和暴政都很突出，他主持修建大运河、长城和东都洛阳城，开拓疆土，畅通丝绸之路，三征高句丽，开创科举。但是，他对人民奴役征敛十分苛重，滥用民力，使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巨大的工程和连年的战争使民生不堪重负，引发大规模的叛乱。在农民军的打击下，隋朝统治摇摇欲坠，公元618年隋炀帝在江都（今江苏扬州）被部将缢杀，隋朝灭亡。

隋是承前启后的一个朝代，在这一时期，我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均有所巩固和发展。首先在政治方面，隋朝调整了中央与地方的统治机构，确立了三省六部新制，增强了中央集权统治。通过制定《隋律》稳定了社会秩序。另外，开设了科举制度，为以后封建社会人才选拔方式提供了一个蓝本。在经济方面，文帝下令整顿户籍，清查人口，继而推行均田制，调整赋役。与此同时，为了恢复农业生产和加强漕运力量，开通了“广通渠”引渭水直达潼关。后炀帝又开“永济渠”引沁水南通黄河，自辉县至涿郡，长达两千余里，这就是现在的京杭大运河。另外，隋朝统一发行合乎规格的“五铢钱”，严惩私铸钱币。同时，还规定了标准的铜斗铁尺，颁行全国。这样，为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创造了良好条件。社会的稳定也带来了自然科学与人文艺术的长足进步，如隋文帝下令修建西京大兴城（大兴城的设计和布局思想，对后世都市建设及日本、朝鲜都市建设都有深刻的影响）和东京洛阳城、著名工匠李春主持设计的赵州桥等，这都为我们后人留下了丰富的物质和文化遗产。

隋朝和秦朝都是二世而亡的朝代，因此人们经常对两者进行比较。首先，隋与秦都是凭借强大的武力结束了分裂多年的局面，而紧接着完成一系列改革，使经济得以发展。与此同时，又对人民大施徭役，致使民不聊生，终于使政权毁于一旦。然而，也正是凭借此时国家对物资财富丰盈的积累，为后世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物质条件。从而带来了秦、隋之后中华民族引以为豪的汉唐文化。

隋末农民起义

隋炀帝骄奢荒淫，连年大兴土木，不断对外用兵，繁重的徭役、兵役使得田地荒芜，民不聊生。公元611年首先爆发了王薄起义，此后起义军日益增多，斗争地区也日趋广阔，形成了全国范围的起义高潮。公元616年以后，逐渐形成了三大起义军，即翟让领导的河南的瓦岗军、河北的窦建德军和江淮的杜伏威军。

公元611年，翟让领导农民在瓦岗寨（今河南）起义反隋，山东、河南的贫苦农民纷纷参加，单雄信、徐世勣、李密、王伯当等人都率众投奔瓦岗起义军，使起义队伍迅速壮大。后来，翟让认为李密有领导才能，把瓦岗军的领导权交给了李密，李密任统军元帅，翟让为上柱国、司徒、东郡公，设三司六卫，建立了瓦岗军农民政权—“魏”。在隋朝即将被农民起义军推翻的关键时刻，瓦岗军内部矛盾激化，李密设计杀害了翟让等重要农民军将领，导致瓦岗军将卒离心，战斗力遭到极大削弱。公元618年6月，李密率军投降了唐军之后又起兵反唐，从而葬送了这支农民军。

翟让起兵的同一年，窦建德领导农民在高鸡泊（今河北）起义反隋，起义军迅速发展到万余人。公元621年，窦建德起义军与李世民率领的唐军在虎牢关交战，被李世民打败，窦建德被俘，后被杀害。两年后，唐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击败了窦建德部将刘黑闼，河北起义失败。

公元613年，杜伏威、辅公祏在齐郡（今山东）组织起义，随后南下到江淮南部广大地区发展，力量不断壮大。随后，起义军攻下高邮、历阳，建立农民政权，杜伏威任总管，辅公祏任长史。隋炀帝在江都被杀后，起义军内部发生了分化。唐高祖武德五年（公元622年），杜伏威投降了李渊。次年，辅公祏起兵反唐，建立政权，控制了苏、皖部分地区，后被唐军击溃。

隋末农民起义规模巨大，起义军作战勇猛，指挥灵活，采取攻其不备、诱敌轻进等谋略和战法，节节获胜，击败了隋军主力，摧毁了隋王朝的统治，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起义有力地打击了地主阶级，特别是士族大地主，削弱了他们对农民的人身束缚，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中国历史上出现了经济比较繁荣的时期。

李渊建唐

隋代末年，农民起义遍及各地，使隋朝的统治力量大为削弱，一些贵族和地方官吏也乘机起兵割据。驻守在军事重镇太原的李渊家族就是其中的一支重要力量。胸怀大志的李渊深知自己无力镇压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又恐遭到隋炀帝的猜忌，在儿子李世民的建议下，于公元617年起兵反隋。他手下有很多能征善战、贤能多才的将领，加之部队纪律严明，因此很快壮大起来。

李渊起兵后，一面遣刘文静出使突厥，请求始毕可汗派兵马相助，一面招募军队，并于7月率师南下。此时瓦岗军在李密领导下与困守洛阳的王世充激战方酣，李渊乘隙进取关中。半年之后，李渊起义军占领了当时的都城长安，在关中站稳了脚跟。李渊入长安后，立炀帝孙代王侑为天子（恭帝），改元义宁，遥尊炀帝为太上皇；又以杨侑名义自加假黄钺（黄钺：以黄金为饰，古代帝王所用，后世用为仪仗，以黄钺借给大臣，即代表皇帝行使征伐之权的意思）、使持节、大都督内外诸军事、尚书令、大丞相，进封唐王，总理朝政。次年（公元618年）5月，李渊称帝，改国号唐，定都长安。不久唐统一了全国。

李渊在位时期，依据隋文帝旧制，重新建立中央及地方行政制度，又修订律令格式，颁布均田制及租庸调制，重建府兵制，为唐代的职官、刑律、兵制、土地及课役等制度奠定了基础。“玄武门之变”后，李渊退位为太上皇，李世民即位，是为唐太宗。

玄武门之变

“玄武门之变”是唐朝统治阶级内部一场争权夺利的斗争。唐朝建立后，李渊封长子建成为太子，协助处理军国大事，实力雄厚的次子世民文武双全，武功卓著，由此形成两大势力。太子建成联合四弟元吉，准备除掉世民。

在唐高祖统一全国的过程中，世民先参与策划了太原起事，而起事之后，在讨平群雄的战争中，他又立功最大。李世民能征惯战，智勇兼备，已成为唐军事实上的最重要的领导人，被高祖李渊封为“天策上将”，位在诸王之上，并兼司徒、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还诏令在秦王府中设置官属。世民自恃才能和显功，在府中开置文学馆，延揽四方文学之士，这些人都成了世民的谋臣策士。此外，世民南征北讨，逐渐在天策府中网罗了不少勇将猛士。拥有了如此众多的谋士与勇将，秦王世民的周围自然形成了当时政坛上一个强有力的政治集团，直接威胁到太子建成。建成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就联合同样对世民不满的齐王元吉，采取曲意联络唐高祖的妃嫔以为内助、加强自己的军力、收买世民的部下等策略来强化自己并削弱世民的势力，甚至发展到在世民酒中下毒的地步。

到了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建成、元吉和后宫妃嫔更是常常在高祖耳边说世民的坏话，使高祖渐渐对世民产生了猜疑，局势对世民十分不利。世民决定先发制人。6月4日，世民率长孙无忌等人经玄武门入皇宫，埋伏在临湖殿附近，突然射杀了准备入朝的建成和元吉，然后声称“秦王以太子、齐王作乱，举兵诛之”，并派亲信“宿卫”高祖，迫使高祖接受了既成事实。三天之后，唐高祖宣布立秦王为太子，国家大事，一律由太子处理。当年8月，唐高祖被迫让位，自称太上皇，李世民即位，就是唐太宗。第二年，改年号为贞观。历史上把这次政变，叫做“玄武门之变”。

渭水之盟

隋末年间，天下大乱，群雄割据，突厥势力乘机得到壮大。李渊在晋阳初起时，也曾经迫于形势，暂时屈服于突厥。公元618年，唐朝建立，不久重新统一全国。突厥统治者明白中原只要有一方坐大，就不可能像以往那样，从群雄割据中获利了，因此将主要对手确定为唐，试图扶植其他势力与唐相抗。

公元626年，得知唐帝国的权力变更的颉利可汗，发兵十余万人，直逼长安。大军驻扎在城外渭水便桥之北，距长安城仅四十里，京城兵力空虚，长安戒严，人心惶惶。李世民被迫设疑兵之计，亲率高士廉、房玄龄等六骑至渭水边，隔渭水与颉利对话，指责颉利负约。不久后唐大军赶至太宗背后。颉利见唐军军容威严，又见太宗许以金帛财物，便请求结盟。两天后，大唐皇帝李世民与颉利可汗在长安城西郊的渭水便桥上，签署了和平协议，双方斩杀白马立盟，突厥领兵而退。这就是有名的“渭水之盟”。

渭水之盟，避免了唐在不利条件下的作战，为稳定局势、发展经济、积蓄力量赢得了时间，是唐与突厥强弱变化的转折。同时，这次事件对太宗震动很大，认为突厥反复无常，因此下定决心要彻底铲除突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