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百家之言，百种人生(5)

邹衍路过赵国时，公孙龙也在平原君赵胜处，被尊为座上宾。平原君想让他们来辩论辩论，看看谁更厉害。谁知邹衍并不买账。

邹衍直接对平原君说：“所谓的辩论，就是区别不同的类型，不相损害；排列不同的概念，不相混淆；阐明自己的观点，让别人理解，而不是越辩越迷惘。像这样的辩论是可以参与的，辩论中胜出的一方能继续坚持自己的观点，挫败的一方也可继续追求真理。

“但用花言巧语来偷换概念，用繁文缛节来作论据，甚至用互相诋毁来吸引别人的辩论，只求咄咄逼人、纠缠不休，让别人不认输不罢休，这不仅妨碍了治学的根本道理，还有伤君子风度，我邹衍是绝不会参与的。”

在座的人听了邹衍的这番话，不禁拍手称道。从此，公孙龙在平原君那里就受到了冷落，最终离开了赵国。

邹衍这种“不辩”的态度，很受后人称道和学习。

有些事情，事实胜于雄辩，何必浪费时间与精力与睁着眼睛说瞎话的人徒费口舌呢？

可见，邹衍做学问，追求的是经世致用之学——不管是钻研学问，还是治理国家，务实才是最根本的，这也充分体现了邹衍匡世济民的入世精神。

◎五德终始说与明堂制度

邹衍之前的五行学说，只是用阴阳来解释已见的现象，用卜筮来探求未知的现象，而邹衍在继承了古代阴阳五行说的基础上，还将自然规律和社会法则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提出了“五行生胜”的理论，并据此提出“五德终始说”，开创了战国时期的阴阳家学派。

邹衍认为，每一朝代都有五德中的一种与其相配合，每一德都有德运盛衰，德运便决定这个朝代的命运，朝代的更迭也是按照五行相克的顺序进行的。他说，自黄帝（土德）以来，已经夏（水德）、商（金德）、周（火德）三代，并预言“代火者必将水”。

按照五行相生的顺序，邹衍还将季节划分为五季，认为天子要在相对应的方位穿着相应颜色的衣服。而且，天子应住在一间特别的大院子里，院子的东南西北方向各有一个正厅和两个厢房，这些屋子统称为“明堂”。

天子每个月应换一个正厅居住，天子的衣服、食材、音乐、所祭的神等都需要遵照这个月特有的规定去安排，十二个月为一个轮回。

这个大院子中间还有一厅，供天子在季夏之月时居住。“东、南、中、西、北”的方位与“春、夏、季夏、秋、冬”的时令相配，天子则按“木、火、土、金、水”的顺序去做“天人相应”的事情，这便是明堂制度。

这种以五行相克说解释王朝政权的兴废，以五行相生说解释自然季节的转移的说法，虽然带有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但在当时深受民众的认可和统治者的重视，为齐闵王称东帝，燕昭王称北帝奠定了充实的理论基础。

由此，邹衍受到他们的礼遇和重用也是不难理解的。

“五德终始说”的影响很大，被历代新王朝的统治者视为一种改朝换代的理论工具。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根据邹衍“水德代周而行”的结论，将秦文公猎获黑龙当做水德兴起的符瑞，证明自己的政权是合乎天意的，成为“五德终始说”的第一个实践者。

“五德终始说”认为人类社会是在不断变化的，有一定的合理性，但用五行相生相克的理论来解释，就陷入了周而复始的机械论，毫无发展的观点可言。

邹衍对宇宙空间有着广阔性的联想，遂提出了“大九州”说，他以“先验后推”法推论世界有九大州，中国所在为其中之一，名赤县神州。

这种对世界地理的推论性假说，在当时及后世有扩大人们地理视野的意义。据《汉书·艺文志》记载，邹衍著有《邹子》四十九篇、《邹子终始》五十六篇，不过均已失传。

尽人事再听天命

◎人人都可以成为圣人

荀子，名况，字卿，又称孙卿，战国末期赵国人，是我国古代杰出的思想家、文学家、教育家。荀子自幼聪慧，学问很好，有“神童”的美誉。

据说他曾到齐国稷下游学，在稷下学风的熏陶下勤奋学习研究。后因战事离齐去楚，被楚国春申君任为“兰陵令”。在他晚年时期，许多学者都前往齐国讲学，加上齐国以藏书丰富而出名，所以荀子又回到齐国。荀子知识渊博，很受齐王尊敬，被赐封为“列大夫”，又因年龄较大，三度被众人推选担任“祭酒”一职。

战国末期，诸子百家的思想学说均已出现，并趋于成熟，这使得荀子能广集百家之长，为己所用。在他的思想体系里，不仅有儒家思想的枝叶，还有法家思想的萌芽，其中还间杂一些道家和阴阳家的思想。

荀子继承了儒家“为政以德”的传统，宣扬儒家的王道思想，主张以德服人，反对用强力来压人，认为治国就应当“平政爱民”。他曾游经秦国，拜见秦昭王，并对其宣扬自己的学说。可惜，当时的秦昭王正在和范雎设计“远交近攻”的阴谋，以求攻伐天下，对他的大道理一点兴趣都没有。荀子只好悻悻地去了赵国。

到了赵国，荀子见到了赵孝成王，得以和楚将临武君辩论军事问题。荀子认为决定战争胜负的不是权谋诡计、士卒兵刃，而是百姓的趋向；用兵的目的不是为了“争夺”，而是为了“禁暴除害”。如果战争得不到百姓的支持，那么，即使是齐国的“技击”，魏国的“武卒”，秦国的“锐士”，也终归要失败。

最后，荀子说：“兵要在乎善附民。”认为争取民心才是用兵之道的关键。这正与他“王道”思想的具体内容即礼义和仁政相契合。他还作了个比喻：君主就好比行驶在水中的“舟”，庶民就好比“水”，“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即提醒君主，如果对庶民施以暴政，那便会遭到覆舟的危险。

◎制天命而用之

荀子与孟子同是儒家，但二人沿着不同的方向，继承和发展了孔子所创立的儒家伦理思想。孟子主张性善论，认为人有“四端”。荀子则相反，提出了一种以性恶论为基础，以礼为核心，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伦理学说。

荀子从人的自然欲望上寻找道德的根源，认为人性本“恶”。他还摆脱了天命论的影响，强调“制天命而用之”“人定胜天”“行贵于知”等观点。荀子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他认定人性生来本“恶”，就是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就是好利、嫉妒、喜欢声色。这是先天而生、不学而能的。只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才可以为善。否则，顺着人性发展，就会出现暴乱。

因此，荀子主张“礼义师法”，增益身心；若不能如此，便不足为学。他说：“性也者，吾所不能为也，然而可化也。情也者，非吾所有也，然而可为也。”这也揭示了荀子教育学说是趋向“积善”的。

荀子认为，天有固定不变的规律，地也有固定不变的法则，这些并不因为人的好恶而有所改变，这也就意味着，天不能干预人事，自然界的规律也不会决定社会的变化。从而强调了自然规律的客观性。

同时，荀子明确指出，社会国家的治乱兴废，与天无关，与时无关，与地无关。他还举例说：天、时、地等自然界的条件，在禹的时代和桀的时代是相同的，并没有因为一治一乱而发生改变。

继孔子推行“仁”，孟子推行“义”之后，荀子提出了“礼”。他认为礼在调节社会上人与人的关系中起重要作用。

所谓“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即“礼”是社会上自然形成的公共法则，是每个人都得遵守，不能选择，不许怀疑的。

他还认为“礼治”与“法治”应相互结合，这样才能使社会上每个人在贵贱、长幼、贫富中有恰当的地位。

荀子是先秦哲学的总结者，他提出了“人定胜天”的思想，达到了先秦哲学的最高峰，对以后唯物主义思想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汉代的王充、唐代的柳宗元、刘禹锡等都继承了他的唯物主义思想。

荀子晚年积极从事教学和著述，主要思想都反映在《荀子》一书中。

《荀子》的文章论题鲜明，结构严谨，说理透彻，有很强的逻辑性，对后世说理文章有一定影响。其中五篇短赋，开创了以赋为名的文学体裁，对汉赋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因为荀子是第一个使用赋的名称和用问答体写赋的人，所以，后人将他和屈原一起尊称为“辞赋之祖”。

◎劝学（节选）

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1]。故不积跬步[2]，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骐骥[3]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4]，功在不舍。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蚓无爪牙之利，筋骨之强，上食埃土，下饮黄泉，用心一也。蟹六跪而二螯[5]，非蛇鳝之穴无可寄托者，用心躁也。

【注释】

[1]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积累善行养成高尚的品德，自然会心智澄明，到达很高的精神境界。得：获得。

[2]跬：古代称跨出一脚为“跬”，两脚为“步”。

[3]骐骥：骏马。

[4]驽马十驾：劣马拉车连走十天，也能走得很远。驽马：劣马。驾：马拉车一天所走的路程叫“一驾”。

[5]六跪：六条腿，蟹实际上是八条腿。跪：蟹脚。螯：蟹钳。

立法为规矩

◎韩非上书

韩非，战国时期唯物主义哲学家，法家思想的主要代表、集大成者。他和李斯都是荀子的弟子，出身于韩国贵族世家，后世又称其韩非子。

当时的韩国是一个小国，在秦国强大势力摧残下，近乎亡国。韩非多次上书，要求变法图存，但均未被韩王采纳。于是他“观往者得失之变”，退而开始专心著书。

韩非虽然口吃不善言语，但是文采却很出众，写出了《孤愤》《五蠹》《说难》等一系列文章，字里行间，阅尽天下。这些作品流传到秦国，得到了秦王嬴政的赞赏。

秦国派兵攻打韩国，迫使韩王派韩非做使臣来到秦国。

韩非上书秦王，劝其先伐赵而缓伐韩，得到秦王的再次赏识。两人相谈甚欢，秦王想要重用他，但李斯嫉妒韩非的才能，与姚贾一起设计陷害韩非。

秦王听信谗言，将韩非关入监狱。等到秦王想要放他出来时，韩非已被迫服毒自杀，秦王后悔不迭。

一生怀才不遇的韩非虽然英年早逝，但他的思想却在秦始皇和李斯的推行下得以实践。

◎刑不避大夫

韩非赞同“人性本恶”的观点，继承了荀子的唯物主义思想，并总结了前期法家的经验，吸收了儒、墨、道诸家的一些观点。他以法治思想为中心，对战国后期复杂多变的现实作了哲学概括，从而形成了以法为中心的法、术、势相结合的政治思想体系，成为法家之集大成者，为秦国统一天下提供了思想武器。

韩非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是利害关系，因势利导，人人都是有私心的，即“畏诛而利庆赏”，仅靠道德的力量是没有办法维持社会稳定的。即“法之为道，前苦而长利；仁之为道，前乐而后穷；圣人权其轻重，出其大利，故用法之相忍，而弃仁人之相怜也”。只有凭借强大的法律去约束人们的行为，才能将“恶”限制住，而君主的职责就在于利用“刑”和“德”，让人们避恶从善，立公弃私。

他还认为“法、术、势”三者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他说：“明主之行制也天，其用人也鬼。天则不非，鬼则不困。势行教严逆而不违。”君主没必要像儒家要求的那样，必须具备特殊的学识和高尚的情操并凭借个人的影响力来统治百姓。君主只要将赏罚大权紧握在手中，找适当的人帮助他管理百姓，懂得辨别忠奸就可以了。只有牢牢掌握权力，执法严明，君主才能将法治推行下去，且知人识人，才会赢得群臣的忠心，收服众人，让百姓遵纪守法。

韩非还是先秦哲学倡导“矛盾之说”的第一人，对辩证法思想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他以楚人出售矛和盾的故事为例，说明：“夫不可陷之盾与无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这便是“矛盾”一词的由来。

随着战争的持续和“礼义”的衰微，大的诸侯国通过侵略和征服等手段，试图组建一个权力高度集中的强有力的政府，用以维持统治和扩充地盘。为了适应中央集权封建专制政权的需要，韩非提出必须统一国民的思想。

此外，韩非还主张独尊法家，禁止其他各家学说；反对藏书，主张焚书。他说：“知者不以言谈教，而慧者不以藏书。”这直接导致了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事件。

从本质上说，这是一种实行思想文化专制的愚民政策，严重阻碍了科学与文化的发展和继承。但法家学说的出现，“富国强兵”“法不阿贵”等观点的提出，还是给当时的统治者提出了很多治理国家的方案，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宋人酤酒[1]

宋人有酤[2]酒者，升概甚平[3]，遇客甚谨，为酒甚美，悬帜甚高，然而不售[4]，酒酸。怪其故，问其所知闾长者杨倩。倩曰：“汝狗猛耶？”曰：“狗猛则酒何故而不售？”曰：“人畏焉。或令孺子怀钱挈[5]壶瓮而往酤，而狗迓而龁[6]之，此酒所以酸而不售也。”

夫国亦有狗。有道之士怀其术而欲以明万乘之主，大臣为猛狗，迎而龁之。此人主之所以蔽胁，而有道之士所以不用也。

【注释】

[1]故事用恶犬、猛狗来比喻那些伤害忠臣、阻挡忠谏的佞臣，指出正是这些邪恶小人蒙蔽了君主，使他们亲近不了敬献忠言的贤臣。这便是“狗猛酒酸”的深刻道理。

[2]酤：同“沽”，卖。

[3]升概甚平：容器量酒量的很平，意思是“分量很足”。升：量酒的器具。概：作“量”解。

[4]不售：卖不出去。

[5]挈：携带。

[6]龁：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