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人在旅途(3)

那是一年“满城桃李正春风”的初夏，我陪张中行先生应河南省政协袁鹏先生之邀，到中州一游。上午九点抵达郑州下榻的宾馆，稍事休息，便接待来访客人。下午由袁鹏先生、青年诗人段海峰、编辑李莉一起陪同去参观久负盛名的大河村遗址。不巧的是，当晚我就莫名其妙地开始发烧。按计划，第二天去开封，已经八十六岁高龄的中行先生兴致很高，我怕扫大家的兴，抱病勉力前往。

开封是北宋故都，史称西京、汴京。诗曰“西京千古帝王宫，无限名园山水中”。名园山水、文物古迹暂且不说，单单那句“包龙图打坐开封府”的京戏唱词，如惊堂般震慑，就倾倒了多少来过和没有来过古都的炎黄子孙？遗憾的是，刚刚参观完山陕甘会馆，我就热度攀升，体力不支，只好留在宾馆输液，包龙图的神威也就自然无缘领略。段海峰、李莉一致声讨我的“煞风景”，我自知理亏，不敢争辩。幸好中行先生宽厚，赦我休息一日，但是，脚力虽逃，笔力难免，因已答应某报社写两篇观感随笔，于是中行先生分派我写一篇，题目为《郑州半日》；他自己写洛阳，题目为《伊滨访古》。

大河村遗址是一处含有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在内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位于郑州市北郊大河村西南约一公里处，距市区十二公里。遗址总面积三十万平方米，自1964年被发现以来，国家文物考古部门先后组织了十一次发掘，发现大量的墓葬、灰坑、房基、器物等遗迹遗存。

大河村遗址中最有价值的当数居住房基的遗存。到目前为止，已出土房基二十八座，时代各异，结构亦不相同，据考证测定，房基中最早的距今已有五千年，为目前国内同期房基中所仅存。

房基1～4号最有代表性。它是东西并列、毗邻相连、大小不同的一组地面住宅建筑。其中，两间较大房屋各有十四平方米，东西走向，内外相套，有地坪、火墙、烧台、窖穴，后面还有耳房，好像是后来加筑的，大概是居中觉窘，便按需扩建用以保存火种。整个建筑形成一个多功能的居住单元。如此的结构布局，井然有序，合理而实用。真想不到，我们现代的起居模式，早在五千年前就已基本定型，人类社会的发展进化，从某种角度看，是多么的缓慢。

我怀着朝圣般的虔诚，在祖先曾繁衍居住的房基边久久驻足。半壁苍苔，一片褐土，令人骤然间涌起一种强烈的探究和回归意识，我的大脑屏幕上，不停地叠化出五千年前古人饮食起居、劳作狩猎的生活画面，想从中找寻那神秘的古老与现实的异同。

房基中，几个彩绘陶罐或完整或破碎地四处散落，应该是房主人日用的饮食器具。当时，正值母系氏族向父系社会转化的过渡阶段，生产力还比较低下，物质生活谈不上丰裕，能基本果腹就算不错，猜想断无钟鸣鼎食之盛。但是，其使用器具的精致、色彩的艳丽、花纹的华美，却足以证明祖先在原始状态下，就已具备了很强的美学意识和艺术创造力。其中，一个双耳连壶，红陶黑彩，轻巧秀雅；还有一个白衣彩陶，图案奇特。在为数可观的破碎陶片上，绘有各种天文图像，如太阳纹、月亮纹、星座图等，花样各异，风格独特。片片碎陶，无声地昭示了远古文化的昔日辉煌，也保留了悠长岁月的脉脉沉香。

遗址中最令我怦然心动的，是大量的墓葬，特别是儿童墓葬。墓葬四周，根根白骨，随处散落；两个细长的陶罐合闭成为一个“陶棺”，每个陶棺里有一具小小的遗骨。这让我联想起古埃及的石棺，也联想到英国作家狄更斯笔下的一个个“匹普墓”。泰晤士河南岸，有一个延伸到海中的霍半岛，半岛上一个村子叫库铃村。小小的库铃村以其完整地保存了一座14世纪的教堂而颇具知名度。教堂门前，一块莫名其妙的墓碑，墓碑四周散列着十三块约二尺高的半圆形石柱，人称“体石”。每一方体石代表一个不足十七个月便夭折的婴儿。我不知道眼前这些“陶棺”里的遗骨在他们告别人世的时候，究竟是三岁、五岁，还是十岁、八岁？总之，他们很弱小、很不幸的不知何故早早夭折了。但是，他们与埃及“石棺”，还有英国“匹普墓”中的孩子一样又是幸运的，至少，他们被文明而人道地安葬了。而在距今七千年前的余姚河姆渡文化遗址中，考古学家在陶釜里发现了煮食婴儿的证据，这已经被著名古人类学家贾兰坡教授鉴定属实。此外，河姆渡遗址中还有许多无头骨架，证明那里曾盛行过被称之为“猎首”的杀人祭祀仪式。据权威人士推测，这一切，绝不仅仅限于长江流域的余姚。那么，我悚然而惊地顺着这个思路联想，黄河岸边的大河村的这些孩子，若再前移两千年，也没有理由能够幸免被生吞活祭的命运。

我们多么不希望在发掘出灿烂的古代文明的同时，也连带曝光那些勤劳勇敢的祖先曾经是怎样的愚昧、野蛮和凶残。

其实，无须为祖先讳，历史本来就是这样的。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曾说过：“蒙昧——野蛮——文明，这三个段落是人类文化和社会发展的普遍阶梯。”既然，文明的产生是以蒙昧和野蛮为基石的，那么，抽去了这些基石，历史岂不架空？人类进化的链条，岂不要断裂？人类本身以及人类文明，又从何而来？

我无序的思绪在瞬间与亘古先人交汇在历史和未来的内在通道上，似乎也共同感应了一种双向的默契：野蛮与文明一起构成了一部厚重的人类发展史。今天，我们站在20世纪的历史平台上，嘲笑五千年前古人的野蛮，那么，再一个五千年，后人又将对我们——未来的祖先，作何感想？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生与死，过去与未来，是人生的玄机，是永远难以破译的图谱。感谢祖先为我们留下如此宝贵的遗存，它们，为今天的我们去解读过去、创建未来，提供了丰富的感性背景和无边的想象空间，让我们触摸到了生与死的神秘，感受到了那种超重的文化分量。

张中行先生的洛阳之游，写了《伊滨访古》，还特意买了一尊唐三彩马送给我，并调侃我未能亲睹洛阳风采，曰“洛阳多少欣慰事，说与伊人总不知”。我歉然，也遗憾。如今，中行先生已驾鹤西行，潇洒作古，而《伊滨访古》和《郑州半日》，还有我案头那昂首独立的三彩马，成为这漫漫人生里珍贵的雪泥鸿爪。

写下题目，觉得有必要加一点说明，就是这篇文章本来是张中行先生生前给我的命题作文，我也早已交卷应差。但是，此文发表后，我忘记是在哪家报纸、何时发表了，样报见过，却找不到了。于是，只好根据日记，再补写一篇，以资纪念。

我敢说，任你怎样的心高气傲、目空一切、狂放不羁，但是，到了耶鲁大学，都会不自觉地“整顿衣裳起敛容”，凝神于它的端庄肃穆，它的大气雍容，它的质朴稳重，一种震撼之感、景仰之情随之油然而生。

这所与哈佛、普林斯顿齐名的古老大学，建于1701年，在长达三百多年的历史中，不断地刷新人们关于它的辉煌记忆，无可争辩地将自己定格在一流学府、文化麦加的世界屋脊之上。当然，这包括它是总统的摇篮，它是学院之母，它是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培养基地，它的一千一百万册的藏书，它的三十五种语言的教学辐射力，它的文理并重的丰厚的文化资本，等等。

我到耶鲁，正是晚秋初冬，却没有丝毫瑟瑟之感，阳光明媚而亲切，树冠上的黄叶，黄得纯粹、通透，是成熟的极致，是积淀了四季的热情在静静燃烧；红叶丹枫，流光溢彩；仍然葱绿的草坪，远远延伸；哥特式的建筑体现着乔治王朝的堂皇典雅；裸露基石原色的尖顶楼房，不掩沧桑，稳固平和；全美最大的图书馆，拱门厚重，空间广大；耶鲁的象征——哈克尼斯塔钟楼，在落日的余晖里，晚钟悠扬，教堂里管风琴的和鸣，在灿若云霞的丹枫映衬下，余音袅袅。整个校园显得沉静、幽雅。

此刻，耶鲁的所有辉煌、所有骄傲、所有的宏声厚响，都沉默为一种独特的文化气质，泛化存在于校园的一砖一石、角角落落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