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起源与景观 （乙）高级文化的类型(4)

这种经验还告诉我们，那些在目前已经掌握了地球整个表面的文明，并非第三个时代，而是西方文化的一个阶段——一个不可缺少的阶段，其与它的相似物的区别也仅在于它的扩张倾向的强烈性。体验到此为止，所有关于何种新形式将统治未来的人类生活的臆测（或关于这个问题，究竟是否有任何这样的新形式），所有在“它应当是、它将要是”的基础上建成的外表堂皇的纸糊的建筑，不过全是微不足道的——依我看，这是毫无用处的，因而不能证明有一种稍具价值的生活曾经致力于此。

各个高级文化群，作为一个群，不是一个有机的单位。它们正好有这个数目，在这些地点和时间发生，从人类的眼光来看，还是一桩不具有更深刻的意义的偶然事件。相反，个别文化的排列已经这样清楚地突出，以至于中国、枚斋与西方世界的历史技术——的确往往只是这些文化里面受过教育者的同感——已经可以定出一套难以再加改正的名称。

因此，历史思想负有双重的任务，一种是以比较的方法来处理各个文化的各个生活过程，另一种是考察各种文化中间的偶然的、不正常的关系对于这些文化的意义。第一种任务的必要性虽然是十分明显的，但至今仍被忽视。第二种任务已经着手处理，但只是凭借那种呆板的而且肤浅的方法，就是，将因果关系强加于整个的混乱不堪的文化之上，并沿着一个假想的“世界”历史的“进程”将它整整齐齐地展开。如此一来，便既无法发现这些困难的、但饶有参考价值的关系的心理，也无法发现任何特殊文化的内在生活的心理。实际上，解决第一个问题的前提条件是：第二个问题已经获得了解决。各种关系是非常不同的，甚至在时间与空间的简单方面也是这样。

十字军让一个正值青春时期的文化与一种古老的和成熟的文明对峙；在克里特—迈锡尼世界中，原始文化与隆盛的晚期同时被见到。一种文明能够从极遥远的地方射来，就像印度文明从东方射入阿拉伯世界；或者衰老而沉闷地压在一个幼年文化的上面，就像古典文明位于它的另一面之上。但是还有性质与力量的区别；西方文化寻求各种关系，埃及文化却试图回避各种关系；前者在悲惨的危机中一再地受到这些关系的打击，但古典文化却由这些关系中得到所有它所能得到的，而未受到损害。但是一切这些倾向的根源全都在于文化本身的灵性，并且有时文化的心灵关于此文化所给予我们的启示，要比它自己的语言所给予我们的启示还多，语言所隐藏的东西总是多于它所传达的东西。

只要浏览文化群，便能发现许多工作在等待去完成。19世纪时，历史研究受自然科学指导，而历史思想则受巴罗克时代的观念指导，这个世纪只将我们带到一处制高点上，从那里我们俯视脚下的新世界。可是我们能否一直掌握那个新世界呢？

甚至现在，对于这些伟大的生命过程的规划处理，还有许多的困难，因为对于那些较遥远的范围根本还没研究过。再者，西方——欧洲人士的贵族气派的眼光让他只注意那种从每一个古代通过一个中世纪的正式的与郑重的途径来接近他的事物，而那种自行进展的事物却很少能引起他的注意。如此一来，中国世界与印度世界的某些事物现在正开始着手解决，像艺术、宗教与哲学，但对政治史，即使并不是一无所知，但也仅是“只言片语”。

还没有见到任何人，像蒙森致力于奥古斯都元首政治研究的那种彻底精神，去探讨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重大的宪政问题，比方说厉王（公元前842年）的霍亨斯陶芬式的命运、第一次诸侯大会（公元前659年）、公元前500年到300年间“罗马式”的秦国帝国主义（连横）原则与国际联盟思想（合纵）原则之间的斗争、中国的奥古斯都——秦始皇的兴起（公元前221年），印度的情况也是如此；不管印度人自己如何完全忘记了其国家的历史，关于佛陀时期我们能够利用的材料，毕竟比我们关于公元前9世纪和8世纪的古典历史时期所占有的资料要多一些，但直到现在，我们在着手研究时，还似乎“这”印度人完全在他的哲学中度日一样，正像雅典人（我们的古典学者想让我们这样相信）在伊里苏斯河岸上在诗意般的哲理探讨中消磨他们的岁月那样。但是，就连埃及的政治也极少受到反思的注意。研究晚期的埃及的史学者在“喜克索时期”这个名目下所隐匿的危机，是与中国人在“战国时期”名目下论述所隐含的危机一样的——这也是目前还没有研究过的问题。对阿拉伯世界的研究兴趣，也只达到了古典语言的疆界，未更进一步。我们曾用怎样孜孜不倦的精神叙述戴克里先的宪法，而且替小亚细亚诸省毫不重要的行政史搜集了资料——由于这种资料是以希腊文写成的。可是，萨珊国家——戴克里先的国家的先例与各方面的模型，却仅是偶尔受到人们的注意，而且就在那时候也是作为和罗马交战的对手而受到注意的。这个国家自己的行政史与法律史是如何的呢？我们关于埃及、印度和中国的法律和经济所搜集的资料的总和，与我们关于希腊及罗马法律所作出的研究成绩相比较，是多么的可怜！

公元前3000年左右，在漫长的，在埃及还显而易见的“墨洛温王朝”时代之后，两种最古老的文化在尼罗河下游与幼发拉底河下游非常狭窄的地区肇始了。在这两种情况下，早期与晚期之间的那些区别早已被标志为古王国及中王国、苏美尔及阿卡德。以一个世袭贵族阶级的建立及旧王权的衰落（自第六王朝起）为特征的埃及封建时期的结束，同从周懿王（公元前934—前909年）开始的中国文化的青春时期与从皇帝亨利六世（公元1056—1106年）开始的西方文化的青春时期的事件发展过程，有着非常惊人的相似，因此对所有这三种文化的统一的比较的研究，完全可以冒险一试。

在巴比伦的“巴罗克时代”的初期，我们会看到伟大的萨贡这个人物（公元前2500年），他推进至地中海沿岸，征服了塞浦路斯，并与查士丁尼一世及查理五世一样自诩为“世界四方之王”。不久，公元前1800年左右在尼罗河流域及更早一些时候在苏美尔—阿卡德，我们看见最早的一批文明开始了。这二者中的亚细亚文明显示了其莫大的扩张威力。“巴比伦文明的诸多成就”（像书籍中所说的），很多同测量、计数和计算有关的事物与看法，可能一直流传到了北海与黄海。很多印刻在工具上的巴比伦标志或许曾在日耳曼的原野那边被尊崇为一种具有奇异魔力的象征，或许因此产生了某种“早期日耳曼”的装饰品。但是，此时巴比伦的国土本身却一再改变主人。喀西特人、亚述人、迦勒底人、米太人、波斯人、马其顿人，所有这些在精干的领袖统治下的规模不大的战士集团，在此地区的首府轮流当家做主，而从没有受到来自其居民方面的任何严重的抵抗。

这是“罗马帝国”形式的第一个例证——不久在埃及也产生了相似的例证。在喀西特人的统治时期，统治者是由禁卫军拥立与撤换的；亚述人与晚期的罗马军人皇帝（康莫都斯以后）一样，维持旧的法制形式；波斯王居鲁士与东哥特王提奥德里克将他们自己看作是帝国的管理者；米太人与伦巴第人的战士集团，则把自己看成是异族环境的统治民族。但这些都只是法制上的而不是事实上的区别；实际上，塞普提姆斯·塞弗茹斯统率的非洲人军团与阿拉里克统率的西哥特人并无区别，而在亚得里亚堡战役时“罗马人”与“蛮族”已经变得差不多难以辨别了。

公元前1500年以后，三种新的文化开始了——首先是上旁遮普的印度文化；其次便是一百年之后产生于黄河中游的中国文化；再次则是公元前1100年左右产生于爱琴海上的古典文化。中国史学家对夏、商、周三大朝代的论述，与拿破仑将自己看作是继墨洛温王朝及加洛林王朝和加贝王朝之后的第四王朝情况大致是一样的。实际上，在任何场合，第三朝都一直是与文化共存的。在公元前441年名存实亡的周王开始被“东周公”的国家供奉时，当公元1793年“路易·加贝”即路易十六被处以死刑时，在此两种情况的任何一种情况之下，文化都变成了文明。一些自商朝晚期保存下来的非常古老的铜器和中国日后艺术的关系，和迈锡尼时期的陶器对古典时代早期陶器、以及加洛林王朝时期的艺术和对罗马式艺术的关系，完全一样。在吠陀文化、荷马文化与中国文化的青春时期及其“行宫”和“城堡”、骑士制度与封建统治中，能够看到我们哥特时期的所有影像；“大护国者时期”（盟主，公元前685—591年）则正好相当于克伦威尔、华伦斯坦和黎塞留的时期，也相当于希腊世界的第一次僭主政治。

公元前480年到230年被中国史学家称作“战国时期”，这段时期发展到最后，是持续达一个世纪之久的群众大军之间的相互攻伐和可怕的社会骚乱，且从这里产生出了“罗马式”的秦国，成为中华帝国的创建者。埃及在公元前1780年到1580年经历了相同的阶段，其最后一个世纪是“海克索人”统治时期。古典世界自喀罗尼亚战役（公元前338年）之后经历了这一阶段，并在革拉古兄弟改革（公元前133年）到亚克兴战役（公元前31年）这段时间内达到了恐怖的顶点。这也同样是西方欧美世界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命运。

在这段时期，重心转移了——古典世界自阿提卡转移到了拉丁姆，中国则由黄河（在河南）转移到扬子江（今湖北省）。西江对于那个时期的中国学者就像易北河对亚历山大里亚的地理学者一样的模糊，到那时为止，中国学者还不知道有印度存在。

在地球的那一边出现了朱理乌斯——克劳狄乌斯家族的元首；在中国这边则出现了秦王嬴政这个强有力的人物，他领导着秦国，通过决定性的斗争，独霸了中国，且在公元前221年采用了“始”（在字义上等于“奥古斯都”）的称号与“皇帝”的名号。他建立了“中国和平”（我们能够如此称它），在疲敝的帝国中进行了规模宏大的改革，并似罗马一样迅速地开始建筑其“边界”，这就是著名的万里长城，为了这个目的，他于公元前214年吞并了蒙古的一部分领土。他同时也是第一个在一系列的大规模战役中征服了扬子江以南蛮族的人，随后又用军用大道、堡垒与郡县制度将自己的版图巩固起来。

但是其家族的历史也是“罗马式的”，其中吕不韦（丞相、又是皇帝母亲的第一个丈夫）与伟大的政治家李斯（那个时代的阿格利巴及中国文字的统一者）占了重要的地位，后来这个朝代很快地在罗马暴君尼禄式的恐怖中结束了它的统治。代之而起的是两汉（西汉，公元前206年—公元23年；东汉，公元25—220年），那时中国的疆界日益扩张，而在京都中宦官大臣、将军和军人团体却能随意拥立废黜统治者。只是在某些罕见的时刻，比如在武帝（公元前140—前87年）与明帝（公元58—76年）时，中国的儒家、印度的佛教及古典的斯多噶主义等几种世界势力才在里海地区相互接近，以至于它们非常可能已经发生了实际的接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