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那些事儿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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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和稀泥的艺术(2)

年纪轻轻就头晕眼黑,确实是不对的,确实应该注意,到此打住,也就罢了。可是担忧完,卢先生就发挥医学特长:“医家曰:气血虚弱,乃五劳七伤所致,肝虚则头晕目眩,肾虚则腰痛精泄。”气血虚弱,肝虚肾虚,症状出来了,接着就是分析原因:“以目前衽席之娱,而忘保身之术,其为患也深。”

最经典的就是这一句。

所谓衽席之娱,是指某方面的娱乐,相信大家都能理解。综合起来的意思是:皇帝你之所以身体不好,在我看来,是因为过于喜欢某种娱乐,不知收敛保养,如此下去,问题非常严重。说这句话的,不是万历他妈,不是他老婆,不是深更半夜交头接耳,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而是一个管礼仪的六品官,在大庭广众之下公开上疏,且一言一语皆已千古流传。

再不收拾他,就真算白活了。

命令下达给了申时行,于是申时行为难了。这位老油条十分清楚,如果按照万历的意思严惩卢洪春,言官们是不答应的;如果不处理,万历又不答应。

琢磨半天,想了办法。他连夜动笔,草拟了两道文书,第一道是代万历下的,严厉斥责卢洪春,并将其革职查办。第二道是代内阁下的,上奏皇帝,希望能够宽恕卢洪春,就这么算了。按照他的想法,两边都不得罪,两边都有交代。

事实证明,这只是幻想。

首先发作的是万历,这位皇帝又不是傻子,一看就明白申时行耍两面派,立即下令,即刻动手打屁股,不得延误。此外,他还不怀好意地暗示,午门很大,多个人不嫌挤。

午门就是执行廷杖的地方,眼看自己要去垫背,申时行随即更改口风,把卢洪春拉出去结结实实地打了六十棍。

马蜂窝就这么捅破了。言官们很惭愧,一个礼部的业余选手,都敢上疏,勇于曝光皇帝的私生活,久经骂阵的专业人才竟然毫无动静,还有没有职业道德?

于是大家群情激愤,以给事中杨廷相为先锋,十余名言官一拥而上,为卢洪春喊冤翻案。

面对漫天的口水和奏疏,万历毫不退让。事实上,这是一个极端英明的抉择:一旦让步,从宽处理了卢洪春,那所谓“喜欢某种娱乐,不注意身体”的黑锅,就算是背定了。

但驳回去一批,又来一批,言官们踊跃发言,热烈讨论,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不说白不说。

万历终于恼火了,他决定罚款,带头闹事的主犯罚一年工资,从犯八个月。对言官而言,这个办法很有效果。

在明代,对付不同类别的官员,有不同的方法:要折腾地方官,一般都是降职,罚工资没用,因为这帮人计划外收入多,工资基本不动,罚光了都没事。

言官就不同了,他们都是靠死工资的,没工资,日子就没法过,一家老小只能去喝西北风,故十分害怕这一招。

于是风波终于平息,大家都消停了。

但这只是表面现象,对此,申时行有很深的认识。作为天字第一号混事的高手,他既不想得罪领导,又不想得罪同事,为实现安定团结,几十年如一日地和稀泥。然而,随着事件的进一步发展,他逐渐意识到,和稀泥的幸福生活长不了。

因为万历的生活作风,是一天不如一天了。

事实上,卢洪春的猜测很可能是正确的,二十多岁的万历之所以不上朝,应该是沉迷于某种娱乐,否则实在很难解释,整天在宫里待着,到底有啥乐趣可言。

说起来,当年张居正管他也实在管得太紧,啥也不让干,吃个饭喝点儿酒都得看着,就好比高考学生拼死拼活熬了几年,一朝拿到录取通知书,革命成功,自然就完全解放了。

万历同志在解放个人的同时,也解放了大家,火烧眉毛的事情(比如打仗,阴谋叛乱之类),看一看,批一批,其余的事,能不管就不管,上朝的日子越来越少。

申时行很着急,但这事又不好公开讲,于是他灵机一动,连夜写就了一封奏疏。在我看来,这封文书的和稀泥技术,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文章大意是这样的:皇帝陛下,我听说您最近身体不好,经常头晕眼花(时作晕眩),对此我十分担心。我知道,您这是劳累所致啊,由于您经常熬夜工作,亲历亲为(一语双关,佩服),才会身体不好。为了国家,希望您能够清心寡欲,养气宁神(原文用词),好好保重身体。

高山仰止,自惭形秽之感,油然而生。

对于这封奏疏,万历还是很给了点儿面子,他召见了申时行,表示明白他的苦心,良药虽然苦口,却能治病,今后一定注意。申时行倍感欣慰,兴高采烈地走了。

但这只是错觉,因为在这个世界上,能够药到病除的药只有一种——毒药。事实证明,万历确实不是一般人,因为一般人被人劝,多少还能改几天,他却是一点儿不改,每天继续加班加点,从事自己热爱的娱乐。据说还变本加厉,找来了十几个小太监,陪着一起睡(同寝),也算是开辟了新品种。

找太监这一段,史料多有记载,准确性说不好,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万历同志依旧是我行我素,压根儿不给大臣们面子。

既然不给脸面,那咱就有撕破脸的说法。

万历十七年(1589)十二月,明代,不,是中国历史上胆最大、气最足的奏疏问世了,其作者,是大理寺官员雒于仁。

雒于仁,字少泾,陕西泾阳人。纵观明、清两代,陕西考试不大行,但人都比较实在,既不慷慨激昂,也不啰啰唆唆,说一句是一句,天王老子也敢顶。

比如后世的大贪污犯和珅,最得意的时候,上有皇帝撑腰,下有大臣抬轿,什么纪晓岚、刘墉,全都服服帖帖、老老实实靠边站,所谓“智斗”之类,大都是后人胡编的,可谓一呼百应。而唯一不应的,就是来自陕西的王杰。每次和珅说话,文武百官都夸,王杰偏要顶两句,足足恶心了和珅十几年,又抓不到他的把柄,也只能是“厌之而不能去”(《清史稿》)。

雒于仁就属于这类人,想什么就说什么,从不怕得罪人,而且他的这个习惯,还有家族传统:

雒于仁的父亲,叫做雒遵,当年曾是高拱的学生,干过吏科都给事中。冯保得势的时候,骂过冯保,张居正得势的时候,骂过谭纶(张居正的亲信),为人一向高傲,平生只佩服一人,名叫海瑞。

有这么个父亲,雒于仁自然不是孬种,加上他家虽世代为官,却世代不捞钱,穷日子过惯了,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不怕罚工资,不怕降职,看不惯皇帝了,就要骂。随即一挥而就,写下奇文一篇,后世俗称为“酒色财气疏”。

该文主旨明确,开篇即点明中心思想:“陛下之恙,病在酒色财气者也,夫纵酒则溃胃,好色则耗精,贪财则乱神,尚气则损肝。”这段话用今天的话讲,就是说皇上你确实有病,什么病呢?你喜欢喝酒,喜欢玩女人,喜欢捞钱,还喜欢动怒耍威风,酒色财气样样俱全,自然就病了。以上是全文的论点。接下来的篇幅,是论据,描述了万历同志在喝酒、玩女人方面的具体表现,逐一论证以上四点的真实性和可靠性,比较长,就不列举了。综观此文,下笔之狠,骂法之全,真可谓是鬼哭狼嚎,就骂人的狠度和深度而言,雒于仁已经全面超越了海瑞前辈。雒遵同志如果在天有灵,应该可以瞑目了。

更缺德的是,雒于仁的这封奏疏是十二月(农历)底送上去的,搞得万历自从收到这封奏疏,就开始骂,不停地骂,没日没夜地骂,骂得新年都没过好。

骂过瘾后,就该办人了。

万历十八年(1590)正月初一,按照规矩,内阁首辅应该去宫里拜年,当然也不是真拜,到宫门口鞠个躬就算数。但这一次,申时行刚准备走人,就被太监给叫住了。

此时,雒于仁的奏疏已经传遍内外,申先生自然知道怎么回事,不用言语就进了宫,看到了气急败坏的皇帝。双方展开了一次别开生面的对话(以下言语,皆出自申时行的原始记录):

万历:“先生看过奏本(指雒于仁的那份),说朕酒色财气,试为朕评一评。”申时行:……(还没说话,即被打断)万历:“他说朕好酒,谁人不饮酒?……又说朕好色,偏宠贵妃郑氏(即著名的郑贵妃),朕只因郑氏勤劳……何曾有偏?”喘口气,接着说:

“他说朕贪财……朕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下之财皆朕之财!又说朕尚气……勇即是气,朕岂不知!人孰无气!”

这口气出完了,最后得出结论:“先生将这奏本去票拟重处!”

申时行这才搭上话:

“此无知小臣误听道路之言……”(说到此处,又被打断)万历大喝一声:

“他就是出位沽名!”申时行傻眼了,他在朝廷混了几十年,从未见过这幅场景,皇帝大人一副吃人的模样,越说越激动,唾沫星子横飞,这样下去,恐怕要出大事。于是他闭上了嘴,开始紧张地思索对策。

既不能让皇帝干掉雒于仁,也不能不让皇帝出气,琢磨片刻,稀泥和好了。“他(指雒于仁)确实是为了出名(先打底),但陛下如果从重处罚他,却恰恰帮他成了名,反损皇上圣德啊!”“如果皇上宽容,不和他去一般见识,皇上的圣德自然天下闻名!”(继续戴高帽)

在这堆稀泥面前,万历同志终于消了气:“这也说得是,如果和他计较,倒不是损了朕的德行,而是损了朕的气度!”上钩了,再加最后一句:

“皇上圣度如天地一般,何所不容!”(圆满收工)万历沉默地点了点头。

话说到这儿,事情基本就算完了。申时行定定神,突然想起了另一件事,一件极为重要的事。

他决定趁此机会,解决此事。然而,他正准备开口,却又听见了一句怒斥:“朕气他不过,必须重处!”

万历到底是年轻人,虽然被申时行和了一把稀泥,依然不肯甘休,这会儿回过味来,又绕回去了。

这事还他娘没完了,申时行头疼不已,但再头疼,事情总得解决,如果任由万历发作胡来,后果将不堪设想。

在这关键的时刻,申时行再次展现了他举世无双的混事本领,琢磨出了第二套和稀泥方案:

“陛下,此奏本(雒于仁)原本就是讹传,如果要重处雒于仁,必定会将此奏本传之四方,反而做了实话啊!”

利害关系说完,接下来该掏心窝了:“其实原先我等都已知道此奏疏,却迟迟不见陛下发阁(内阁)惩处(学名:留中),我们几个内阁大学士在私底下都互相感叹,陛下您胸襟宽容,实在是超越千古啊!”(马屁与说理相结合)“所以以臣等愚见,陛下不用处置此事,奏疏还是照旧留存吧,如此陛下之宽容必定能留存史书,传之后世,千秋万代都称颂陛下是尧舜之君,是大大的好事啊!”

据说拍马屁这个行当,最高境界是两句古诗,所谓“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在我看来,申时行做到了。

但申先生还是低估了万历的二杆子性格,他话刚讲完,万历又是一声大吼:“如何设法处他?只是气他不过!”好话说一堆,还这么个态度,那就不客气了:“此本不可发出,也无他法处之,还望皇上宽恕,容臣等传谕该寺堂官(即大理寺高级官员),使之去任可也。”这意思就是,老子不和稀泥了,明白告诉你,骂你的这篇文章不能发,也没办法处理,最多我去找他们领导,把这人免职了事,你别再闹了,闹也没用。

很明显,万历虽然在气头上,却还是很识趣的。他清楚,目前形势下,自己不能把雒于仁怎么样,半天一言不发。申时行明白,这是默认。

万历十八年(1590)的这场惊天风波就此了结,雒于仁骂得皇上一无是处,青史留名,却既没掉脑袋,也没有挨板子,拍拍屁股就走人了。而气得半死的万历终于认定,言官就是浑蛋,在此后的几十年里,他都保持着相同的看法。

最大的赢家无疑是申时行,他保护了卢洪春、保护了雒于仁,安抚了言官大臣,也没有得罪皇帝,使两次危机成功化解,无愧为和稀泥的绝顶高手。

自万历十一年(1583)执政以来,申时行经历了无数考验,无论是上司还是同僚,他都应付自如。七年间,上哄皇帝,下抚大臣,即使有个把不识趣、不配合的,也被他轻轻松松地解决掉,混得可谓如鱼得水。

然而正是这一天,万历十八年(1590)正月初一,在解决完最为棘手的雒于仁问题后,他的好运将彻底结束。

因为接下来,他说了这样一句话:“臣等更有一事奏请。”

虽然雒于仁的事十分难办,但和申时行即将提出的这件事相比,只能说是微不足道。

他所讲的事情,影响了无数人的一生,以及大明王朝的国运,而这件事情,在历史上有个专用名词:“争国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