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贝多芬传 (2)

]军队，爱国之情油然而生。从1796至1797的两年时间里，他将弗里贝格的战斗诗篇谱成了曲，即一首是《出征歌》；一首为合唱曲《我们是伟大的德意志民族》。虽然他歌颂大革命的敌人，但大革命已经征服了世界，更征服了贝多芬的心。从1798年起，奥地利和法国的关系仍旧紧张，可贝多芬却同法国人，及其使馆，甚至是刚到维也纳的贝尔纳多特将军有着密切的往来。在与他们的交往中，贝多芬倾向于共和的感情更加坚定，而且在他以后的岁月中，这种情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这一时期，施坦豪泽为贝多芬画了一幅肖像，十分真实地表现了他当时的形象。同贝多芬后期的那些画像相比，这幅画像仿佛如盖兰[盖兰（Pierre-Narcissc Guerin，1774—1833），法国名画家。所绘拿破仑像为其年轻时之姿态。

]画的拿破仑画像一般，能够准确地透过那张严峻的脸孔，感受到拿破仑的勃勃野心。画中的贝多芬比实际看起来略显年轻，消瘦的身躯十分挺拔，上衣的高领使他头颈僵直，目光显示出不屑和一点儿紧张。他知道自身的意志所在，更相信自己的力量。1796年，他曾这样写道：“勇敢不屈！即使身体虚弱，可我的才华必将得到成功……二十五岁！这不已经到了吗！我二十五岁了……这一年，我必须将自己显示出来。”[这段时间，贝多芬崭露头角。1795年3月30日，在维也纳首次举行钢琴演奏会。

]伯恩哈德夫人和格林克说贝多芬是高傲的，而且举止粗俗，态度阴郁，说话时还带有浓重的家乡口音。但是，唯有几个密友才真正了解他那隐藏在这种傲然的笨拙下的善良的心。在贝多芬写给韦格勒的信中，开头便是：“譬如说，我发现某位朋友手头拮据：如果我不能在经济上接济他，我只要坐到书桌前，不多一会儿工夫，便能使他摆脱困境……你看这是多么美妙的事情啊。”[出自贝多芬1801年6月29日致韦格勒的信。1801年左右，贝多芬在写给里斯的信中也提到：“只要我有钱，我就不会让我的朋友有任何匮乏。”

]随后，他继续写道：“我的艺术应该为穷人们做点贡献。”

但是，在1796至1800年之间，苦痛已经敲响了贝多芬的人生大门，它缠住了他，不再离去。贝多芬的耳朵的重听现象越来越严重[1802年，贝多芬在遗嘱中说到自己的耳聋情况已经有六年了，即1796年就有了。我们注意到，在他的作品目录里，只有第一号作品（三支三重奏）是创作于1796年之前。第二号作品头三支钢琴奏鸣曲是1796年3月创作的。由此可见，贝多芬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在他耳聋后创作的。

关于他的耳聋，克洛兹·弗雷斯托医生曾在1905年发表过文章，其中说到贝多芬的这个病是受一般遗传的影响，或许与他母亲的肺病也有关系。当时，贝多芬的耳聋情况日益加重，但他并不是完全听不见，他对低沉和高亢的声音还是有感知的。据说贝多芬在晚年时期，曾用一支小木杆，一端插在钢琴箱里，一端则用牙咬着。作曲时，就可以通过这种方法来听。1810年左右，机械家梅尔策尔为贝多芬特制了一副助听器，至今仍保存在波恩城内的贝多芬博物馆里。]。耳朵里昼夜不停地嗡嗡作响，听力越来越差，内脏也让他痛苦不堪。对于这种情况，他独自忍受了好几年都没对别人讲过，甚至对他最亲爱的朋友也没提过。他总躲着别人，一个人将这个可怕的秘密深藏心底，以免被人发现自己的残疾。直到1801年，他再也无法隐瞒了，他绝望地告诉了他的朋友中的两位：韦格勒医生和阿门达尔牧师。

他在写给阿门达尔牧师的信中写道：

“我最亲爱、善良、真诚的阿门达……我多么希望你能长时间地陪伴在我身边啊！你的贝多芬现在太不幸了。你知道，我自身最高贵的部分——我的听力，它在逐渐下降。当我们在一起的那段时光里，我就发现了一些征兆，但我一直瞒着你和其他人。可是从那之后，情况越来越糟糕了……你说我的病能治好吗？我当然是抱有这种幻想的，但是希望似乎很渺茫。我清楚这类疾病是无法医治的。我不得不悲惨地生活着，逃避我挚爱的、对我的生命来说举足轻重的一切。我生活在一个悲惨、自私的世界里！……我无奈地栖身于凄惨的听天由命之中！当然，我试图要战胜所有的灾祸；可那又怎么可能呢？……”

他在写给韦格勒的信中说：

“……我活在一种凄惨的生活里。两年来，我不敢与任何人往来，因为我不能与人交谈：我是一个聋子！如果我所从事的是其他职业，或许还可以维持，但在我干的这一行里，这无疑是一种可怕的情况。对于我的那些敌人，他们又会怎么说！……在剧院里，我必须尽可能地靠近乐队，不然我根本听不见演员们在说些什么。如果我坐得稍微远一点，我甚至连乐器和演唱者的高音都听不见。当别人说话声音很轻时，我几乎听不见；可是当人家大声叫喊时，我又无法忍受……有时，我会诅咒自己的一生，而普鲁塔克引导我要学会听天由命。但可以的话，我更喜欢与命运挑战；然而，在我生命中的某些时刻，我仅仅是上帝最可怜的造物。听天由命！多么伤心的避难所啊！而这却成为我剩下的唯一出路！”

这一时期，贝多芬将自己这份悲剧式的愁苦表现在了他的一些作品中，例如作品第十三号《悲怆奏鸣曲》（创作于1799年），尤其是作品第十号钢琴曲《第三奏鸣曲》的“广板”（1798年）。事实上，他这一时期的作品并不全是愁苦的。他还有许多作品，诸如欢快的《七重奏》（1800年）、清澈的《C大调第一交响乐》（1800年）等，都反映着年轻人的无忧无虑。想来，或许他用了一段时间来让心灵习惯这种痛苦。心灵如此需要欢乐，一旦没有欢乐，它就要自己制造欢乐。当“现在”过于残酷时，它只好活在“过去”里。

过去的幸福时光不会转瞬即逝，即使它不复存在，它的光芒也会长久地照耀着。在维也纳，孤单、痛苦的贝多芬时常沉浸于对故乡的思念之中，内心充满了对故乡的眷恋。《七重奏》中以变奏曲形式出现的“行板”的主题就是一支莱茵地区的歌谣。《C大调交响曲》也是一个描绘莱茵的作品，是青年人笑迎梦幻的诗篇。它是快乐的，也是为爱情苦恼的，人们可以从中品味到取悦心上人的欲念和希望。但是，在某些段落中，在引子里，在低音乐器的明暗对比里，在荒诞古怪的戏曲里，人们万分激动地发现，在那青春的面庞上看得见未来天才的目光。那双眼睛恰如波提切利[波提切利（1445—1510），文艺复兴前，意大利著名画家，《圣家庭》中的婴儿即耶稣，故提及未来的悲剧。

]在《圣家庭》中所画的婴孩的眼睛，而从中也可以窥视到那不久将至的悲剧。

除了这些肉体的痛苦，贝多芬还有一种苦痛。韦格勒医生说，在他眼中，贝多芬始终是一个充满爱，具有强烈热情的人。这种爱一直都是那么的纯洁、无邪，激情和欢愉之间没有丝毫关系。而现代人常常将这两者混淆，这可以说是大多数人对爱的愚昧无知，不懂得什么是激情以及如何难得。在贝多芬的心灵中，蕴藏着某种清教徒的东西，他厌恶粗俗的谈论和思想，但对爱情则是深信不疑，有着一丝不苟的看法。据说，贝多芬不能原谅莫扎特，因为莫扎特糟蹋自己的才华去写《唐璜》[唐璜，欧洲传说故事中一位有名的风流浪子，莫扎特曾为歌剧《唐璜》作曲。

]。他的挚友辛德勒肯定地说：“贝多芬一生洁身自爱，从未有过任何道德缺失。”而这样的一个人，似乎生来就要受爱情的欺骗，成为爱情的受害者。的确如此，贝多芬不断痴情地去爱，不停地追逐快乐的梦想，可是当梦想破灭时，随之而来的是无比痛苦与煎熬。他无奈地处在热爱与高傲反抗的交替之中，但仍坚持寻找最丰富的灵感源泉，直到年事已高，他那激昂的性格才隐忍于悲苦之中。　　1801年，令贝多芬倾心的对象似乎是茱丽塔·圭恰迪尔，他那支著名的《月光奏鸣曲》的乐曲（第二十七号之二，创作于1802年）题名就是献给她的。他在写给韦格勒的信中说道：“现在，我的生活变得有趣多了，而且我开始习惯与别人交流了……我有这种变化，主要是因为一位温柔可爱的姑娘。她爱我，我也很爱她。这是我两年来第一次拥有的幸福时光。”然而，他却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首先，这段看似美好的爱情使他真实地感受到自己是个残疾人，他深刻地意识到自己不可能娶这个女子，他进退两难。

其次，茱丽塔是个风骚、稚气，而且非常自私的人，这让贝多芬很苦恼。1803年11月，茱丽塔嫁给了加伦贝格伯爵。这种爱情是最能摧残心灵的，然而对于贝多芬来说，他的心灵已经被病魔弄得非常脆弱了，这种重击很可能摧毁他的心灵。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次，几乎到了死亡边缘。他对生命和爱情充满了绝望，他甚至写好了给两个兄弟约翰和卡尔的遗嘱，上面说道：“等我死后才能拆阅并执行。”可以说，这是一种反抗与撕心裂肺的呐喊。这种呐喊真是令人心酸欲碎，他几乎想到要自杀，但幸运的是他那坚韧顽强的道德观念阻止了他。[贝多芬在遗嘱中说：“教育好你们的孩子，只有高尚的德行才能真正使人获得幸福，而非金钱。这是我的经验之谈。当我处于苦难之中时，是道德支撑着我。全亏了我的道德与艺术，我才不至于以自杀结束自己的生命。”贝多芬在写给韦格勒的信中说道：“假如我不知道人只要还有能力去做有意义的事，就不应该轻易结束生命的话，我想我早已离开了人世，而且是自行了断的。”

]可是他痊愈的最后一点希望也都破灭了。“甚至曾经一直支撑着我的那份崇高的勇气也突然消失了。噢，上帝啊，赐我一个真正快乐的日子吧！哪怕只有一天！我已经很久没有听到快乐的声音了！我的上帝，我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它啊？……永远也见不到了吗？——不，这太残酷了！”

这是临终的悲鸣。但是，贝多芬又活了二十五年。他那坚强的性格使他不屈服于挫折。

“我的体力与智力都比以往有所增加……我的青春，没错，我能够感受到它，它似乎刚刚开始。我每天都在接近我可以预见却又无法确定的目标……啊！如果我能摆脱这疾病的折磨与困扰，我将要拥抱世界！……除了睡眠，我不知什么是休息。可惜的是，我不得不花比以前更多的时间去睡觉。但愿我真的能从疾病中得到解脱，即使一半也好。……不，我无法继续忍受下去了，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它无法使我彻底屈服。啊，如果能千百次地享受人生是多么美妙的事啊！”

这种爱情、这种痛楚、这种意志、这种时而沮丧时而骄傲的感情交替、这些深藏内心的悲剧，都反映在他于1802年创作的伟大作品之中：如《丧礼进行曲》（作品第二十六号）、称作《月光曲》的《幻想奏鸣曲》（作品第二十七号）、《第二奏鸣曲》（作品第三十一号），其中还包括雄伟而凄婉的独白式的戏剧化吟诵；献给亚历山大大帝的《小提琴C小调奏鸣曲》（作品第三十号）；《克勒策奏鸣曲》（作品第四十七号）；根据盖勒特[盖勒特，德国启蒙运动作家、诗人，其作品颇为世人称道。贝多芬曾为他的《宗教圣歌和歌曲》谱曲。

]的歌词编写的六支英勇悲壮的宗教曲（作品第四十八号）。1803年的《第二交响曲》则更多地反映了贝多芬年少时的爱情，从这支乐曲中可以感受到，他的意志占了上风。一种无法抗御的力量把他的忧郁一扫而光，沸腾的生命力量掀起了音乐的终局。贝多芬渴望拥有幸福，他不愿相信自己的不幸无法挽回：他渴望痊愈，渴求爱情，他的心中充满了希望。

在上面提到的这些作品中，有好几部表现出强烈和紧凑的战斗感，这些进行曲使人们的精神为之震撼。这在《第二交响曲》的“快板”和“终曲”中非常明显，特别是在《献给亚历山大大帝的奏鸣曲》的第一章中，激昂壮烈的气概表现得更加突出。这种音乐所蕴涵的英雄气概令人们联想到产生它的那个时代。大革命已经波及到了维也纳，贝多芬也加入其中。骑士德·塞弗伊德说：“他同挚友在一起时，会很开心地谈论政局，并用超于常人的聪明头脑、清晰明确的目光发表评判。”他将所有的同情都投入到革命思想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