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尔迪厄的文艺社会学

本书以清代长篇章回小说《歧路灯》的存世钞本为研究对象。本书首先著录并考证了目前已知尚存世的14部钞本（其中6部为本书首次发现）和3种民国印本，在此基础上，通过对诸钞本的目验校勘，将《歧路灯》存世钞本划分为甲、乙钞本系统，归纳了两钞本系统间的整体性差异，以及两钞本系统内部诸本源流关系，并从微观层面选取了数个具有代表性的校勘实例加以佐证，进而论述《歧路灯》钞本源流系统的研究意义和学术价值。同时，本书还

明清小说评点的兴盛标志着小说阅读的自觉，小说阅读与传统经史的阅读不同，小说本身具有很强的娱乐性，小说阅读在本质上可称之为是一种审美活动。本书对明清小说评点的研究围绕阅读审美经验展开，认为对阅读审美经验的探讨构成了明清小说评点中最具有核心意义和价值的理论。评点者在对文本的阅读过程中，以阅读审美经验为核心，一方面从读者的角度分析了阅读过程中审美经验的生成机制，并试图建立一种理想的阅读范式；另一方面则探

《人文》学术辑刊由河南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编辑，《人文》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坚持社会效益第一。《人文》以人文关怀为中心，突出学术原创性与新知传播，注重实证研究，鼓励综合创新，力图融通各学科，探讨各种学术思想和历史文化问题，展示中国思想学术界新成果。《人文》力争为学术界提供一个优质学术成果发表平台。文章以学术文章（论文）为主，也发表欢迎思想学术随笔及其他形式的学术文章。另设“对话”“学林”“札记”“书札

本书在《陕西文学》、《延河》文学月刊、《小说评论》等文学资料研读的基础上，对新时期以来陕西文学批评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考察。以陕西长篇小说创作为中心，从新时期以来陕西文学批评的历史演变、格局建构，精神内涵、文化心态和批评家个案展开论述，实现对新时期30年陕西文学批评的宏观把握和微观透视，揭示陕西文学批评与当代中国文学批评的互文性关系，界定了笔耕文学研究组在陕西以及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价值意义，梳理了陕西

海外华文文学，本质上就是从“跨界”而产生的学术空间。海外华文文学的发生源自作家的跨界“旅行”，海外华文文学拓展与发展的动能也源自作家自发与自觉的反复“跨界”。本书通过对“跨界”现象的集中性研究，找寻海外华文文学发展中的新动向，把握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前沿性学术命题，从跨文化、跨语言、跨媒介、跨族裔、跨学科等角度，发掘、清理、研究具有趋势性、冲击性、持续性、方向性的重要“跨界”现象。

本书以“文学中的城市”为主题，展开“十七年”（1949—1966）文学的城市表述研究。通过具体的文本分析，考察“社会主义文学”与“城市”这个资本主义“场域”之间冲突、顺应、分野的意识形态聚合过程，进而探求一种“社会主义城市”的文学表述。尽管在这种表述背后，暗藏着“革命之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矛盾性和内在焦虑，却是从中分析中国社会主义遗产和教训的绝佳视角。

本书以俄罗斯及中亚国家现当代丝路文化叙事俄语小说为研究对象，梳理其基本发展历程、主要作品和体裁特征，钩沉创作时代背景和历史文化语境，考查战争与和平、记忆与遗忘、漫游与归乡等与丝路历史和文化密切相关的主题，分析小说中张骞、马可·波罗、成吉思汗、拔都、忽必烈和帖木儿等为丝路发展做出贡献的历史人物形象，解读驼队、道路、荒漠等典型丝路文化意象的象征意义，阐释小说中的宗教文化、中国元素以及体现的丝路精神。

一般认为，清代桐城派的真正创立，始于乾隆年间姚鼐对“桐城文统”的有意塑造。那么在姚之前，“桐城派”的历史如何？作者认为，从康熙二十五年戴名世、朱书等拔贡入国子监开始，到康熙五十年戴名世《南山集》案发，这二十多年间，文坛上曾有一个以戴名世、方苞为核心的江南士人团体。相近的籍贯、趋同的志向、重叠的经历、深厚的交谊，使得他们成为一个富有影响力和传承性的作家群体。全书从时代背景、文体论、作家论三个层面，对

弗吉尼亚·伍尔夫既是意识流小说家，又是卓有成就的散文随笔作家。知识贵族的出身、独特的经历、作家的禀赋、对阅读和写作超乎寻常的热爱和捍卫，成就了既是“普通读者”又是文学批评大家的伍尔夫。伍尔夫的文学批评随笔，既包括有关作家作品的批评文章，又包括阐释文学理念及有关文学话题的随笔。本书以其“普通读者”的阅读立场为切入点，从“普通读者”的成长、不同视角中的“普通读者”、“普通读者”的文学世界、深度解读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