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中国士人的知与行

近代以来，“社会主义”一直是知识界关注和讨论的话题。本书聚焦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中国知识界的社会主义思潮，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梳理了当时社会主义思潮的成因、话题、性质与结果。书中所阐发的一些问题，如知识界对“社会主义”的一般性共识、对社会主义特征的讨论、对马克思主义用而不觉的认可和运用的潜流等，对认识近代中国社会主义思想流布的完整图景，揭示马克思主义的广泛影响力，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逻辑等

上古巫史不分，史官凭着宗教仪式中的文献活动取得话语权力。自西周到西汉中期，史官、君子和儒士通过对文献的载录、继承、阐释和经典化，构建了具有裁判社会功能的原史文化传统。在这一传统中，周公摄政和制礼作乐、春秋史官的微言大义、孔子整理六经和设帐课徒、诸子的各鸣一端、董仲舒的天人理论、司马迁的《史记》著述等，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本书通过对原史文化中的撰述观念、载录和传播方式的研究，梳理了这一时期经典文献

受时代变迁和社会环境的影响，宋代文人士大夫的精神风貌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一方面，他们仕以行道，自任以天下为重；另一方面，他们又追求世俗的生活体验，以满足个体心灵的宁静与自适。本书结合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通过宏观和个案的结合，和审视宋代士大夫的精神风貌，力求揭示其多元化的人格特征。

本书梳理绍兴师爷手稿中保存的县级政治和财经等方面原始档案资料，利用这些数据，分析晚清县级政府财政运作、经费来源、百姓税负和收支项目等，绍兴师爷手稿中的典型案例，有利于弥补以往研究的不足。运用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方法把绍兴师爷手稿置于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进程和特殊规律中，考察绍兴师爷形成的历史必然性和客观规律性，首次用原稿整理和扫描的方法对绍兴师爷现象开展研究，突破囿于传统观念的理论束缚，揭示社会剧变对

政治学作为治国理政的学问，其研究应当顺应历史趋势、围绕时代主题、坚持问题导向、满足人民期待。本书主要围绕先秦时期的廉洁问题展开描述，全书收录了十五章，包括绪论；《尚书》中的反暴政倡“德政”思想；《左传》中的“重民”“尚德”思想；《左传》中的“崇礼”“守信”与“反贪”思想；《管子》中的“重民”和尚“德义”重“廉耻”思想；《管子》中的崇“节俭”反“贪侈”与公正无私的思想；老子以“无为”为特色的廉洁思想

现代国家政权构建的过程是一个国家权力对社会扩张和向基层渗透的过程。在这一进程中，军事、税收、司法和其他一些以前属于地方团体或传统社会精英的权力都逐渐收归国家政权所有。在战争或国际军事竞争带来的压力下，国家政权在强制、汲取和保护等方面的活动更容易取得成功。抗日根据地政权的建立和巩固反映了这一进程。面对日军的侵略，为了使抗日根据地得到生存、发展和壮大，根据地政权显著地增强了自身的强制能力、汲取能力和保

本书分析了唐与四夷关系类型，因四夷政治归属不同，关系的基本性质不同，进入以唐王朝为中心的天下秩序的四夷分属性质不同的政治圈层，唐与四夷政治秩序的结构是性质不同的层级结构；唐王朝的国家体制与对外关系体制，或与外部世界，在法律制度上有着明确的界定；唐王朝国家体制内四夷是唐王朝推及政令、法令的对象；册封与授受官爵是唐王朝与四夷建立政治秩序的基本途径。

契丹王朝先后建立东京、上京、南京、中京、西京五个京城。辽朝前期采取“分国而治”的策略，以东丹国控驭渤海故壤，以大辽国统治燕云汉地。此后，“分国而治”逐渐转化为“分区而治”，东京用渤海制度，南京、西京用汉制，上京、中京则是汉制、契丹制度兼而有之。诸多迹象表明，辽朝并不存在“京道”一级的高层政区，而是在中后期逐渐形成了财赋路和军事路并行的复式政区。辽朝后期，行国性质的政治中心在捺钵，城国性质的政治中心

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适应具体环境、历史任务及时代变化的要求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动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社会发展的制度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是指人民群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所赖以建立的理论基础、推动社会进步的创新发展性及其未来发展前景的认同与自信。本书作者从宏观视角切入，首先分析制度自信的思想渊源和各种维度，然后解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基础，基本内容、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