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与自主创新

总体国家安全观作为我国安全的战略指导，是顺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产物，是一个内容丰富、开放包容、不断发展的安全观念体系，也是中国国家安全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深入探究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理论体系并将其用于指导实践，对于推进我国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意义。本书尝试在明晰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理论思想基础上，结合当前国家的安全态势和现实问题，为我国国家安全治理体系提供有益借鉴。基于此

赦宥制度是中国古代王朝普遍行用的政治制度，其存在有着重要意义。本书选取辽、金两个北方少数民族王朝作为研究对象，将这两个王朝的赦宥划分为大赦、曲赦、德音和录囚四类，分别加以专项研究，并通过系统考察辽金赦宥制度的渊源与发展历程，揭示出了赦宥与辽金社会之间潜在的千丝万缕的联系。赦宥就像一个晴雨表，醒目地向人们标识着辽金社会的各种变迁。赦宥的颁发与执行，不仅展现出了辽金王朝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与中原王

本书以东汉士人清议活动及由此引发的士人思想变化作为研究对象。对清议的文化含义和古代清议传统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考察，系统梳理了东汉士人清议产生的时代因素和文化背景，并就党人清议和名士清议的表现形态及其政治性与舆论性进行了探讨，补充或纠正了前人相关成果中的不足。在对清议的方式与传播方法作出分析的基础上，着重探讨了由清议活动衍生出的士人文化类型，并就清议与散文尤其是述德性碑文创作的关系、清议活动中的谣谚艺

本书对3600件（套）未曾刊布的契约文书材料的收集与整理，将区域性研究和个案分析相结合，通过田宅交易相关数据和案例的梳理与分析，初步揭示了江西地区地权结构的特点，透视清代至民国时期的社会变迁，丰富对江西地区独具特色的生产方式、生活习俗、交易习惯、民间传统文化的认识，是目前所见唯一以江西地区田宅契约文书为研究对象的专题性系统研究成果。

所谓中坚社会势力，是指相对于一般民众而言，支持某个王朝政权存在的拥有强大经济实力和社会势力的中坚势力阶层或势力集团。秦亡于中坚社会势力的缺失。汉初有意识地对中坚社会势力进行了弥补。西汉前期，旧贵族、豪强、文吏、士人、贫窭者等各种社会势力都实现了向士大夫阶层的转化。西汉中后期，士大夫间的关系逐渐紧密，由“相善”“厚善”发展为“同志”“同好”再到“党人”“吾徒”的群体性认同关系，士大夫阶层逐渐形成。士

本书着重考察的是，受甲午战败的强烈刺激，1895～1899年清朝统治阶层也开展了如何自救的热烈讨论，并在编练新军、修筑铁路、开掘矿藏、创办银行、推广邮政、改革教育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实质行动，即所谓“实政改革”。实政改革上承洋务运动“富国强兵”的内核，但在改革的规格、层次和深度、广度上有显著提升；其间发生的“百日维新”，是胶州湾事件后民族危机加深所引发的一次激进改革，出现了突破制度层的内在需求；同时

多都并存制度是一个政权或王朝在国都之外另设辅助性都城以加强中央控制力的政治制度。先秦时期是多都并存制度起源并定型的时期。研究先秦时期的多都并存制度对认识我国古代都城制度并进而了解古代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等问题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本书对夏商周王朝的多都并存制度和春秋战国时期秦晋齐楚燕赵等诸侯国的多都并存现象进行了细致研究，并对先秦多都并存制度的产生原因及其深远影响进行了剖析，堪称古都学的一部力作。

从嘉庆元年（1796）起至宣统三年（1911）云南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地方统治止，是清王朝统治云南后期，变革是其最大特征，国家治理面临着内忧外患多重挑战。本书作者大力收集和综合利用档案、文集、官修私撰著述等文献资料，运用时空分析的视角和方法，点面结合，独辟蹊径，尝试对清代后期封疆大吏群体认知云南省情与国家治理实践问题进行系统研究。认为云南封疆大吏群体作为国家治理实施主体，是清代后期云南历史演进的重要动

半个世纪以来，发端于海外的中国研究已从社会科学的边缘走向这一知识体系的中心，由西方学人独步的学术论域成为包括中国学者在内的全球学人共享的研究旨趣，同时也成了世界学术界了解中国社会发展与进步的窗口。《中国研究》的创刊意在推动中国研究领域的经验积累和知识增进，更在使日益成为显学的中国研究领域能够听到中国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