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论纵横

从《汉书》初设《五行志》，直至《清史稿》，中国古代正史中有18部正史含“五行志”（或与“五行志”性质类同的志书）。千余年间正史“五行志”的撰述绵延不绝，成为一种值得注意的史学现象。其中魏晋南北朝时期主要正史《宋书》《南齐书》《魏书》等包含的“五行志”内容丰富，容纳大量历史信息，生动反映了当时社会与政治的变化。本书通过研究发现，五行诸志的书写方式怪异，充斥着种种非理性主义的因素，但在这些表象的背后则

民初湖南辛酉旱荒灾重，尤以西路湘西为甚。主持赈务的湖南华洋筹赈会，偏据烟苗情事定等湘西灾县；湘西官绅为争取辛酉赈路资金出力尤多，而首修潭宝段又使待赈希望落空。西路遂于同感不公之中南两路一道，围绕勘灾定等标准、工赈宗旨与目标等赈务问题，路界争议不断的同时，持续质问干事会。湘西整体深度贫困实乃长期糜烂地方的兵匪毒等社会失范所致，非军阀割据时期的华洋会所能救治。唯有依靠“精准扶贫”战略的正确引领，国家对

魏晋南北朝是继秦汉大一统之后出现的一次长时段的民族分裂时期，西晋灭亡，汉民族政权被迫迁出黄河流域，代之而起的是众多胡族政权在中原的崛起，中华文化面临发展中断的危险，是拓跋部落乘时崛起，建立起北魏帝国，担当起结束十六国，统一黄河流域，下启隋唐统一新局的历史使命，使中华文明得以延续、丰富和发展。北魏帝国在延续中华文明连续发展进程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历史地位。而北魏帝国之所以能够完成这一历史使命，乃在于它认

本书叙述了古代西方人对中国与中国文化的了解和初步知识。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时代，西方人仅凭传来的中国丝绸和片段的传说，对遥远的中国有一点模糊的印象。在13-14世纪，蒙古帝国实现了东西方的大交通，马可·波罗等旅行家向西方人报告了他们在中国的亲历和印象。16世纪以后开始的大航海和蓬勃发展的中欧贸易，使中国最终进入到欧洲人的视野，成为他们努力探索的知识领域。

华侨或来自中俄边境地区，或来自内地省份，或经陆路长途跋涉，或经水路一路艰辛，他们选取不同的赴俄线路，采取不同方式，历尽千辛万苦，来到地域遥远风霜寒冷之地，漂泊在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广袤土地上。旅俄华侨与东南亚和欧美其他国家的华侨不同。在发展历程中，呈现出人数众多、处境艰难、经济活动大起大落、华文教育匮乏、社团组织薄弱等特点。由于一个半世纪以来中俄关系曲曲折折的发展变化，旅俄华侨也经历曲折的人生历程。

本书关注研究经典文献学术思想史、先秦史所涉及的一些关乎基础的观念和方法，有反思也有探索。提倡用百家考查学派，用诸子游仕年考查诸子，用“主体部分”、“主题思想”考辨古书形成，同时提出同文同源说、族本说、言公与私义说、历时性研究法、二重证据法的规则、押韵法等。有一些并不是笔者的发明，只不过是在前贤时哲的基础上专门加大了论述，加以专名，以此凸显其重要性，加以提倡，比如考察诸子游仕年、同文同源说等。

本书基于制度史视角，对清代黄河管理制度的生命历程、组织体系与内在逻辑以及其中蕴含的人事权利关系，做了系统深入的探讨，既注重呈现其概貌，也重视挖掘制度演进的动力机制，剖析其存在的价值与意义，以努力揭示黄河治理与国家政治之间的密切关系。本书认为，与一般制度相比，这套制度对政局大势更为敏感，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清代黄河治理的政治使命被进一步强化，不仅凝聚着统治者宏阔的战略构思，还潜隐着该时期的政治文化传统

本书以清初福建遗民文人共时性的多元化心态特征与历时性的心态嬗变为线索，构建双重遗民群体网络结构。围绕遗民士人的著述，聚焦忠孝仁义、爱国英勇等遗民文化品质，对这一群体在历史记忆与身份认同意识下的遗民气节与家国情怀，展开不同向度的研究与思考，探讨易代之际遗民士人离散书写的传播意义。本书有助于进一步拓展遗民文学的研究视角，推动遗民文化思想与文学生产价值的当代化，促进闽台民族文化交流、融合与发展。

本书对元结生平、行迹及作品进行了相关考证，补充了元结生平事迹、辑佚了部分作品；对元结漫家思想、廉政思想、孝道思想、治蛮思想进行了系统论述，揭示了元结思想的复杂性与深刻性；同时对元结文学思想及文学成就进行了研究，指出了元结在序体文和山水铭文上的突破与创新；最后探讨了《大唐中兴颂》的创作背景、主旨及传播与接受情况。本书对元结生平、思想、文学创作展开全面研究，试图揭示出元结多方面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