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史·大事记·第二卷：1916-1921

朱元璋率领群雄平定江南，推翻元朝，建立大明王朝。一方面，他勤政爱民、修养生息、编户齐民、推行科举、治贪打黑，使明朝渐渐步入正轨，焕发出勃勃生机；另一方面，他晚年丧子，为了子孙后代能够稳坐大明江山，故意制造胡蓝之狱，残暴屠戮功臣。本书以史料为基础，以风趣幽默的语言，向读者讲述朱元璋治理下的洪武时代。朱元璋到底有没有“火烧庆功楼”，诛杀开国功臣？常遇春为何会暴死军中？徐达和刘伯温是不是被朱元璋毒杀？本

1906年2月22日，江西南昌知县江召棠应法国教士王安之之邀，到天主堂赴宴，其间咽喉为利刃所伤，从而引发了二月初三日民众焚教堂杀教士之事。该案是晚清最后一个重大教案，亦是清末受人瞩目的涉外公共事件之一。案件涉嫌“教士戗官”，真相扑朔迷离，在排外思潮与媚外论说两种力量的历史交会点，激发了中外舆论的轩然大波。本书考察和分析了各种相关叙述文本，从事实、认知与言说三个层面完成对这一历史事件深度和立体的诠释

上海法租界警察是法国驻沪领事直接领导下的警察机构，是维持法国在沪乃至在华利益的重要力量。它兼具政治镇压和社会管理的双重功能，不仅对中国现代政治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而且对塑造上海城市空间和都市文化发挥了不可缺少的重要作用。本书主要利用法国外交部档案馆、法国海外殖民档案馆、上海档案馆的档案资料，并结合法语、英语和中文的相关研究，对上海法租界警察的源起、组织机构、人事构成、社会管理和政治镇压的职能进

本书追述了科举制度的产生过程，论述了科举在唐代选官制度中的地位变化，对唐代科举制度中常科和制科中一些主要问题、科目选和学校等问题进行了阐述，还探讨了进士科考试科目和录取标准的变化，并对由科举制度发展而产生的座主门生关系、请托行卷盛行、门荫衰落和进士家族、社会等级再编制等问题进行了论述。

本书对1091人、1294人次的清代科举士人的官年与实年做了考辨，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数据研析，就官年减岁的比例和岁差、乡会试中式的平均年龄及减岁平均岁差、兼存乡试会试朱卷的文人官年、官年改岁不改月日的现象等予以考索归纳，就官年现象的文化内因予以总结分析，尽可能探究问题的实质。

本书是伏俊琏教授关于《史记》与《人物志》研究的一部力作，包括以下专题内容：《史记》中的悲剧（《史记》中末路英雄的悲剧，《史记》中平凡人生的悲愤，司马迁的悲剧心理）；《汉书·艺文志》的思考到《人物志的》创作者与创作环境。总之，《史记》到《人物志》反映了中华民族史学发展的对接、想通和恢弘气象。作者讨论的几部著作在中国史学上具有不可替代的深厚的历史根源与深远的历史影响，更是中华民族不曾中断的伟大记录，是

苏东坡，宦海沉浮，南来北往，是一个经历十分丰富的人。看的多，想的多，积累沉淀下来，铸就了苏东坡丰富多彩的人生世界，其才艺也是雅俗并重，深受大家喜爱。《东坡志林》是苏东坡留下的一部笔记小说，它为我们呈现出一个丰富多彩的苏轼的世界。其书的大致内容，“纪元祐、绍圣二十年中所身历事”。全书分29个门类：记游、怀古、修养、疾病、梦寐、学问、命分、送别、祭祀、兵略、时事、官职、致仕、隐逸、佛教、道释、异事、技

本书作者运用美国社会学家“非预期结果”这一现代社会学理论，围绕“为什么好政策变成了办坏事”这一核心问题，对这场史无前例的“变法”进行了具有现代意涵的解读。作者充分运用史料，阐述了王安石变法的背景、理念、经过和结果；更采用了社会学的综合政策分析工具，分析变法涉及的人的问题、制度问题与政策环境的问题，探究变法政策在基层的执行效果及其反馈，解读变法政策失效的原因及后果。

本书以1927～1937年上海与北京的知识群体为研究对象，以报刊、档案、日记、文集、年谱、回忆录等为资料基础，勾勒出现代中国城市知识群体的日常生活图景。考察了知识群体所处的阶层位置，及其在饮食、交往、休闲、服饰等日常生活的不同维度中发展出的旨在建构身份认同感与合法性的话语资源。对这些资源竞争的过程既促成了知识群体内部的分化，又催生了知识群体作为一个整体的阶层意识与集体行动。